里走出来，大步走到沈砚之左侧，转过身，面向众人。第二个人跟着走出来，是程振邦。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不到半盏茶的工夫，八百人全部站在了沈砚之的左边。右边空空荡荡的，只有一阵风吹过，卷起几片枯叶在地上打旋。

    沈砚之看着他们，喉结动了两下，但最终什么话都没说。他转过身，对着那半截佛像的方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了一躬。

    出发那天，川南下着濛濛细雨。沈砚之骑在马上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那条被马蹄和靴底踩得泥泞不堪的山道，从脚下一直蜿蜒向南，消失在雨雾深处。他想起蔡锷病逝前最后见他的那一面。蔡锷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病榻上，嘴唇惨白，唯独那双眼仍然锐利得像两把出鞘的剑。他用那双眼睛盯着沈砚之，用微弱的、每吐一个字都要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沈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条血路。你我都可能倒在半路上。倒下了，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人接着走。”

    沈砚之把这句话压在心底最深处，像压一块烧红的烙铁。疼是疼的，但那份热，足够他熬过无数个像今夜这样湿冷的、灰暗的长夜。

    北上的路比想象中更艰难。从川南入鄂，再穿过整个中原，沿途各路势力犬牙交错，每一个渡口都有关卡，每一座县城都有驻军。沈砚之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成十几个小队，各自扮作商队、流民、走江湖卖艺的班子，约定在洛阳城外汇合。他自己带着一个小队，扮成贩运桐油的商贩，把枪支藏在油桶底下，一路过关斩将。

    走了十一天，到达洛阳城外时，正是黄昏。残阳如血，把白马寺的塔尖染成一片触目惊心的红。沈砚之让队伍在城外扎营，自己只带了程振邦和赵铁柱两个人，换上干净的长衫，往白马寺走去。

    白马寺的山门虚掩着。寺里很静，静得不正常——没有僧人诵经的声音，没有香客来往的脚步声，连树上的鸟叫都听不到。沈砚之按了按腰间那把从不离身的短枪，推开山门，跨了进去。

    大雄宝殿前的院子里站着一个人。那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一身灰布长袍，长相普通，普通到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但他站在那里的姿态让沈砚之停下了脚步——他的脊背挺得太直了，直得不像是普通商贾或者文人墨客，更像是长年在军旅中磨砺出来的那种直。他的腰间没有佩枪，但沈砚之注意到他垂着的右手虎口处，有一层厚厚的老茧。

    那是一双握了半辈子刀的手。

    “沈旅长果然守时。”灰袍人拱了拱手，语气不冷不热，“在下柳仲明，家兄柳仲达生前与沈旅长在护国战场上并肩作战过。不知沈旅长可还记得？”

    柳仲达。沈砚之的瞳孔猛然收缩。他当然记得。那是护国战争最惨烈的一仗——川南铁桥争夺战。柳仲达带着一个连的敢死队冲上桥头，用身体挡住了北洋军的机枪，为后续部队赢得了渡河的时间。沈砚之赶到的时候，柳仲达已经倒在了桥面上，胸口中了七发子弹，眼睛还是睁着的，直直地望着前方。沈砚之蹲下去替他合眼的时候，那只眼合不上。

    “你是他弟弟。”沈砚之的声音低了下来。

    “亲弟弟。”柳仲明看着他的眼睛，“也是当年他背上战场之前，最后见过面的亲人。他跟我说起过你。他说，这个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还值得他替他去卖命，就是沈砚之。”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忽然明白为什么这封信能穿越层层封锁送到自己手上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这是一个死去的战士，用他的死，在他活着的战友和亲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你们要做什么？”他问。

    柳仲明把沈砚之请进了大殿。殿里没有供奉佛像——这里已经不是寺庙了，是一座秘密据点的前哨。殿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摊着一幅巨大的华北地区军事地图，图上标注了密密麻麻的驻军分布、交通要道、矿山位置。

    “沈旅长，皖系和直系之间必有一战。”柳仲明指着地图上京津一带，“段祺瑞的皖系以京津为根基，冯国璋的直系以保定为中心。两虎相争，中间的地带就是洛阳、郑州这一线。我们的计划是——”

    他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洛阳一路往东，经过郑州、开封，直指徐州。

    “利用两虎相斗的空隙，在这一带建立一支独立于军阀之外的武装力量。不挂任何一系的旗号，不参与任何一方的内战。只做一件事——护路。护住陇海铁路，护住沿线的矿山和工厂。谁要破坏铁路、出卖矿产给外国人，我们就打谁。”

    沈砚之盯着地图看了很久。他认出了陇海铁路沿线标注的几处矿山——那是德国人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染指的地方。他认出了沿线几座工厂的标记——汉阳铁厂、巩县兵工厂，这些是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命脉。

    “你们有多少人？”他问。

    “核心骨干三百。”柳仲明坦诚得让沈砚之有些意外，“分布在各条铁路沿线，身份各不相同——铁路工人、矿工、教员、商铺掌柜。平时不做任何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