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喊杀声远远传来，新兵们还在泥地里摸爬滚打，那是年轻的声音，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生猛劲头。

    “不打紧。”他说，声音不高，却稳得像山，“北伐这盘棋，才刚开始下。第一梯队也好，预备队也罢，仗有得打。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争谁先谁后，是把自己的刀磨快。刀快了，人家想不用你都不行。”

    他放下茶杯，转向赵铁柱：“铁柱，新兵训练的事抓得怎么样了？”

    赵铁柱挺直腰板：“报告军长，这批新兵一共两千三百人，分四个营，正在加紧训练。就是——”他挠了挠头，“就是枪不够。眼下库存里的步枪只有一千两百支，还都是老套筒和汉阳造，膛线都快磨平了。机枪只有三挺，其中一挺还是坏的。迫击炮一门都没有。”

    沈砚之皱起了眉头。这些年他们在西南偏安一隅，表面上经营得有声有色，可骨子里的难处只有自己知道。养兵是要花钱的，枪炮弹药、粮草被服、军饷医药，哪一样都少不得真金白银。云南这地方山高路远，中央的饷银从来就没按时发过。他沈砚之又不能学那些军阀搜刮民脂民膏，只能靠着办教育、兴农业慢慢积攒家底。将士们跟着他，吃的是粗粮，穿的是土布，住的营房比老百姓的牛棚好不了多少。若非他治军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这些人怕是早就散了。

    “老程，”他沉吟了一会儿，“上次你说有个叫卢汉的彝族商人在缅甸边境贩卖军火，现在还能联系上吗？”

    “能。”程振邦点头，“姓卢的在仰光有仓库，从英国人手里倒腾枪支弹药。东西不便宜，但货是真的。上次我见他时，他说只要给够银子，机枪也能弄来，是英国军队换装淘汰下来的刘易斯机枪，虽然旧了点，但比咱们那几挺破烂强百倍。”

    “银子的事我来想办法。”沈砚之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你再去一趟仰光，务必在五月之前把那批枪弄回来。价钱上可以多给他一些，但有一条——必须是好货。我的兵上了战场，手里的家伙不能掉链子。”

    程振邦站起来，正了正军帽，脚跟一碰：“是。”

    沈砚之独自一人走出军部，沿着讲武堂的红墙慢慢走着。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墙面上，随着他的步伐一明一暗地晃着。这堵墙他走了十三年，走得鬓发斑白，走得膝伤难愈，可他从不后悔。他的父亲沈鹤亭当年在山海关当一个小小的把总，甲午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上司下令撤退，唯独他父亲带着十八个弟兄死守炮台，全部殉国。那年沈砚之才九岁。母亲把他叫到病榻前，拉着他的手说：“你爹死在关城上，不是他命不好，是他不知道该防着谁。”这句话沈砚之记了一辈子。

    他继续往前走，拐过一排营房，来到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前。院子里种着一棵枇杷树，是他在云南扎根那年亲手栽的，如今已经长得比屋檐还高了。树下有个人正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教一群围坐的孩子在地上写字。那是个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随意挽在脑后，露出半截白皙的脖颈。她的手指上沾着泥巴，在地上写了个“人”字，抬头冲孩子们笑。

    “这个字念‘人’。一撇一捺，互相支撑，少了一笔都不行。记住了吗？”

    孩子们脆生生地答：“记住了！”

    沈砚之站在院门口，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那女人叫林楚音，是他在北京时结识的。那时候他在陆军部任职，她是京师女子师范的学生，私下里帮他传递情报，好几次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她也跟着去了，在东京一间亭子间里，两个人靠翻译日文书籍勉强度日。护国战争时她跟着他转战川南，在野战医院里当护士，炮火连天里抬着担架从死人堆里往外爬。后来到了云南，她办了一所平民小学，不收学费，专教穷人家的孩子读书认字。

    这女人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从没抱怨过一句。唯一一次哭，是那年他们的孩子夭折的时候——出生不到三天就没了，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那天夜里，她把他推得远远的，一个人躲在枇杷树下哭，哭得浑身发抖，却不让他靠近。沈砚之在廊檐下坐了一整夜，听着她的哭声和风声搅在一起，心里头像有把钝刀在一下一下地剜。后来天亮了，她红肿着眼睛从树下走出来，看了他一眼，没头没尾地说了句：“明年春天把这棵树再浇浇水，说不定能结枇杷。”那一刻他知道，这个女人是铁打的，比他还硬。

    孩子们散了学，三三两两跑出院门，经过沈砚之身边时都脆生生地喊他一声。他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脑袋，看着他们光着的脚板和打着补丁的衣裳，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欣慰。林楚音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巴，走到他面前，借着落日的余光看了一眼他的脸色，便什么都明白了。

    “又要打仗了？”她问。

    “嗯。”

    “去哪儿？”

    “先去两湖。然后——北京。”他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糙了，掌心有洗不掉的墨渍和粉笔灰，虎口处还有一道被裁纸刀划伤留下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