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是叙永本地人，北门外程家沟的。家里还有一个老娘一个妹妹，上个月北洋溃兵过境的时候把家里的粮食全抢了，他爹上去拦，被枪托砸断了三根肋骨，躺了一个月没起来。这孩子是瞒着家里人自己跑来投军的，名字是他自己报的。”

    沈砚之回头重新打量了这个叫程石头的孩子。十四岁，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像极了一个人——像极了二十年前站在山海关城楼上的他自己。那时候他也这么瘦，也这么倔，也系着一条红布带，以为打仗就是把命交出去，死了就死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程石头。”沈砚之蹲下来，让自己和这个孩子的视线平齐，指着孩子腰间那条红布带，“你知道系这条带子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程石头用力点了点头，“系红带的是敢死队。冲在最前面，死得最早。我不怕死。”

    沈砚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粮递给他。孩子接过去，看了一眼——那是一块玉米面掺高粱面的杂粮饼子，硬得跟砖头一样，掰开来里面还有没磨碎的高粱壳，咬一口满嘴是渣。这是沈砚之的午饭。护国军的旅长和士兵吃一样的东西——这是沈砚之在山海关就立下的规矩，二十年来没有破过一次例。

    程石头捧着那块硬得能砸死人的干粮，没有立刻吃。他咽了一口唾沫，把干粮掰成两半，小心地用破棉袄的衣角包好一半，然后开始啃另一半。他啃得很慢，牙齿在杂粮饼子上磨得咯吱咯吱响，像是在吃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沈砚之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很残忍——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上战场之前吃到了人生中第一顿饱饭，而那顿饭是一块比石头还硬的杂粮饼子，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你为什么想当敢死队？”沈砚之问。

    程石头啃干粮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话的时候声音比刚才更低了。“我爹被北洋兵打了之后，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前天他把我叫到床边，跟我说，石头，你爹这辈子没出息，被人打了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要是爹的儿子，你就去投沈旅长。沈旅长是打满清打北洋打了几十年的人，跟着他有饭吃。”

    “就为了有饭吃？”

    程石头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看着自己腰间那条红布带，手指摸着布带的边缘，那布条是从一件旧棉袄上撕下来的，边缘的线头已经开了，他小心地把线头捻成一束。“也不全是，”他说，“我有个姐姐。去年嫁到泸州去了。北洋兵打泸州的时候，炮弹落在她家院子里，她男人被炸死了。她现在一个人带着一个娃娃，孩子才八个月大。我想等我打完仗了，能拿着军饷去泸州看看她，给她买两斤肉。”

    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晃，但他咬着嘴唇使劲憋着，不让自己在旅长面前掉泪。沈砚之看懂了那个眼神——那不是一个孩子在求一个大人，是一个男人在跟另一个男人说心里话。少年老成是被逼出来的，但在真正的老兵面前，那些伪装会像春天的冰雪一样融化。

    沈砚之站起来，看了看程振邦。程振邦的眉头还是皱着，但嘴角的弧度已经不像是要骂人了，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带着心疼的笑。他在花名册上写了几笔，把那一页递给沈砚之。沈砚之接过来，看到程振邦在“程石头”那行旁边加了一行小字——“编制：旅部直属炊事班，职务：帮厨。”

    “程石头。”沈砚之把花名册合上，“从今天起你跟着旅部炊事班的老刘——不对，老刘已经回家了。你跟着新任炊事班长张胖子，负责劈柴烧火。等你能扛动步枪的时候，再来找我。”

    程石头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那不是失望——那是一种被人从悬崖边上拽回来之后，说不清是庆幸还是不甘的复杂情绪。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露出大脚趾的破布鞋，再看看沈砚之脚上那双已经磨得看不清鞋底花纹的旧军靴，然后用很小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沈旅长，我长到比刺刀高的时候，能不能当你的勤务兵？”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伸出手，揉了揉程石头的脑袋。孩子头发乱糟糟的，黏着几根稻草和碎高粱壳，头皮上有一道结了痂的旧疤。沈砚之的手掌厚实粗糙，指节上全是老茧，那是二十年来握刀握枪握缰绳磨出来的硬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硝烟痕迹。程石头的头发很软，软得让沈砚之想起自己小时候养过的一只小狗，黄色的土狗，也有一身软软的毛，冬天的时候会把脑袋拱进他的怀里取暖。后来那只狗被乱兵打死在路边，他蹲在狗旁边哭了一下午，哭完了擦干眼泪，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揣进兜里。他告诉自己，石头可以砸人，也可以砌墙，但不能再用来哭了。

    “等你长到比刺刀高的时候，”沈砚之收回手，转身朝校场外走去，“北洋早就被打跑了。到时候你不用当任何人的勤务兵，你要去读书，去学手艺，去泸州看你姐姐，给她买肉。”

    程石头站在队列里，望着沈砚之的背影消失在校场尽头。他把手里那半块干粮包好，塞进怀里，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