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完了就往南撤，跟蔡锷的主力会合。咱们不是来送死的，是来拖时间的。拖一天，蔡锷那边就多一天准备。拖十天，整个川南战场就能翻盘。”

    凌晨，山坳里全是挖战壕的声音。

    铁锹铲进湿泥里，发出噗噗的闷响。没有人说话，只有喘息声和偶尔的铁器碰撞声。老兵带着新兵，三个人一组，轮流挖。挖累了换人，换下来的人也不歇着，拿刺刀削木桩，把削尖的木桩埋在战壕前面的斜坡上，做成简易的鹿砦。有人从石灰窑里搬来一筐筐石灰块，砸碎了撒在阵地前沿——不是当武器，是北洋兵冲锋的时候踩上去，石灰粉会扬起来迷眼睛。这是川军老兵教的方法，土得掉渣，但管用。

    沈砚之亲自督阵。他没有站在高处发号施令，而是脱了军装外套，跟士兵一起搬石头垒工事。他的手指被石棱划破了，血和泥混在一起，他没停。有个新兵怯生生地问他要不要包扎，他说不用，等仗打完了再说。新兵又问仗什么时候打完，他沉默了一息，说不远了。

    天亮的时候，老营地方向准时升起了袅袅炊烟。十几顶空帐篷支在树林里，里面塞着稻草扎的假人，戴着破军帽，远远看去跟真的一样。黄德彪带着伤兵排在河岸边点燃了七八处篝火，烟柱在晨风中歪歪斜斜地升起，跟炊烟混在一起，看起来至少有一个团的规模。一个伤兵架在篝火上烧水，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他往里面扔了几片野菜叶子就算是早饭了。沈砚之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忽然觉得自己欠这些兵太多了。

    上午十点，对岸有了动静。

    北洋军的前哨开始沿河侦察，一艘小船载着七八个兵试图渡河。程振邦蹲在山头上的灌木丛里，把毛瑟枪的标尺调到三百米，枪托抵在肩窝，食指搭在扳机护圈外侧。他在等沈砚之的命令。

    “放他们过来。”沈砚之的声音压得很低。

    小船靠岸。七八个北洋兵跳上泥滩，端着枪小心翼翼地走进树林。他们看到帐篷、看到假人、看到灶台里尚未燃尽的柴火，就是没看到活人。为首的哨兵正要回头喊话，一颗子弹从山头上飞下来，精准地掀掉了他的军帽。军帽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掉进河里被水冲走了。

    那哨兵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山头上传来一阵哄笑。是沈砚之让神枪手打的，故意不打人，就打帽子。这是给曹锟递个信——我们在这儿，有枪有弹有准头，你敢来，我们就敢打。

    下午，北洋军开始大规模渡河。

    曹锟终于失去了耐心。赤水河上架起了三座浮桥，北洋兵像蚂蚁一样从桥上涌过来，密密麻麻的灰布军装在绿树丛中格外扎眼。先头部队是一个营，装备精良，清一色的德国造，刺刀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冷光。他们小心翼翼地推进，沿途不断遭到小股骚扰——这边放两枪，那边扔两颗手榴弹，打完就跑，绝不停留。这是沈砚之有意安排的袭扰战术，目的不是杀伤，是拖延、消耗、疲劳。他要让北洋兵在真正接战之前，先在泥泞和湿滑的山路里耗掉一半体力，再在不断的冷枪和诡雷中耗掉另一半的胆气。

    黄昏时分，北洋军推进到了伏击圈边缘。

    沈砚之趴在第一道防线的战壕里，手里握着一杆上了膛的毛瑟枪。他的心跳很平稳，呼吸很均匀。打了十年仗，每次大战之前他都是这种感觉——整个世界忽然安静下来，连风声都停了，脑子里只剩下一张清晰的地图和自己每一个兵的位置。

    他旁边趴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兵，川南本地人，入伍不到半年，第一次上战场。小兵的手在抖，枪管跟着手一起抖，抖得枪口上的刺刀在夕阳里闪闪发光。沈砚之伸手按住他的肩膀，那只手粗糙得像一块老树皮，沉甸甸地压在小兵肩头。

    “叫什么名字？”沈砚之问。

    “刘小满。满子的满。”小兵的声音也在抖。

    “家里有什么人？”

    “一个老娘，还有一个妹妹。”

    “打完这仗，想干什么？”

    刘小满愣了一下。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从入伍那天起，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活过今天，从来没想过活过今天之后要干什么。他想了很久，久到沈砚之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

    “想回家，帮我娘种地。我家地里的苞谷该收了，我娘一个人收不完。还有我妹妹，她今年该上学堂了，我想攒钱送她去念书。”

    沈砚之点了点头，指着前方山道上逐渐逼近的灰影：“看见那些人了没有？”

    “看见了。”

    “他们是袁世凯的兵。袁世凯在京城当了皇帝，他想让咱们所有人都跪下去。你回家种地，他要收你的税。你妹妹念书，他要烧她的书。你娘辛苦一辈子，他要夺她的地。你怎么办？”

    刘小满的枪不抖了。不是因为不怕，是因为忽然明白了怕没有用。他把枪托牢牢抵在肩窝里，手指扣上扳机，呼吸虽然还有些急促，但眼神已经变了。少年人的眼神一旦冷下来，比老兵的更吓人。

    沈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