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军长，您这是公然抗命，后果自负！”特务处长撂下一句狠话，灰溜溜地走了。

    沈砚之站在大厅中央，看着特务们离去的背影，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新桂系和蒋介石一样，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清除异己的机会。而他今天的举动，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

    回到公馆，沈砚之立刻召集了核心幕僚开会。

    “军座，您今天太冲动了。”参谋长陈延年忧心忡忡地说，“新桂系现在掌控南京，我们孤军奋战，恐怕……”

    “难道看着他们胡作非为？”沈砚之打断他，“我们革命，是为了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换个主子继续作威作福。李诚他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不能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可是，接下来怎么办？”陈延年问，“南京是待不下去了，新桂系肯定会找借口对付我们。”

    沈砚之走到墙上的巨幅军用地图前，目光从南京移向武汉，又移向遥远的广州。

    “宁汉分裂，武汉那边汪精卫也是心怀鬼胎。我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沈砚之沉吟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谁要是背叛革命，谁要是残害工农，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通知各部，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同时，派人秘密联系武汉方面，看看唐生智的态度。另外，上海那边，想办法接应我们的同志转移。”

    ……

    接下来的几天，南京城的风声越来越紧。

    新桂系虽然没有明面上动沈砚之的部队，但却在后勤补给、防区划分上处处设卡。原本承诺的龙潭战役阵亡抚恤金，也被一拖再拖。更恶劣的是，街头开始出现攻击沈砚之的传单，指责他“拥兵自重，包庇**”，甚至有人在他的公馆附近投掷了土制炸弹。

    沈砚之不为所动，他白天照常巡视部队，安抚伤兵，晚上则在灯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试图在迷雾中寻找真正的救国之路。

    这天深夜，魏青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

    来人身着一件灰色的长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文质彬彬，却难掩眉宇间的英气。他是沈砚之在东京流亡时的旧识，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成员，代号“先生”。

    “砚之兄，别来无恙。”先生握住沈砚之的手，语气沉重。

    “先生，你怎么来了？南京现在很危险。”沈砚之将他迎入密室。

    “正因为危险，我才必须来。”先生坐下，开门见山，“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武汉的汪精卫也蠢蠢欲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已成定局。党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我来，是想问问你，下一步有何打算？”

    沈砚之苦笑：“我现在的处境，你们应该清楚。新桂系视我为眼中钉，部队补给困难，随时可能被肢解。”

    “这正是我想说的。”先生目光灼灼，“党中央认为，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对革命至关重要。我们希望你，能暂时隐蔽下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必要时，可以率部独立行动，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独立行动？”沈砚之心中一动。

    “对。”先生点头，“像贺龙、叶挺同志那样，拉起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队伍。当然，这很危险，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沈砚之沉默了。他想起在云南讲武堂时立下的誓言，想起蔡锷将军临终前的嘱托，想起龙潭血战中那些年轻士兵期盼的眼神。革命，难道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需要时间考虑。”沈砚之最终说道。

    “好，我们等你的消息。”先生站起身，“但请记住，无论何时，只要你站在人民一边，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你。”

    送走先生后，沈砚之在窗前站了整整一夜。窗外的玄武湖在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远处的紫金山如同一头沉睡的巨兽。

    天快亮时，他做出了决定。

    他叫来魏青山，吩咐道：“去准备一下，我要去一趟武汉。”

    “武汉？去见汪精卫？”魏青山惊讶地问。

    “不，去见唐生智。”沈砚之目光坚定，“新桂系容不下我，蒋介石那边更是死路一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看看能不能在武汉政府那里，为弟兄们谋一条生路。”

    他深知，这趟武汉之行，凶吉难测。但他更清楚，在这风云变幻的乱世，唯有主动求变，方能破局。

    ……

    九月下旬的武汉，比南京更加燥热。

    沈砚之抵达汉口时，正值汪精卫召开“迁都武汉”的庆祝大会。街头张灯结彩，鞭炮齐鸣，仿佛昨日的血腥屠杀从未发生。

    但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座城市的繁华之下，隐藏着更深的危机。码头上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报童叫卖的报纸上，充斥着“讨蒋”、“护党”的口号，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虚弱的无力感。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