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上海。

    天色是那种沉闷的铅灰，像一口倒扣的铁锅，死死压在黄浦江上。江面上飘着一层薄雾，混着煤烟和潮气，吸进肺里，带着一股子铁锈似的腥甜。

    凌晨四点，闸北宝山路还沉浸在黎明前最深的寂静里。

    青石板路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野狗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发出窸窣的声响。路旁的弄堂口，一盏昏黄的路灯忽明忽灭，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沈砚之站在三楼临街的窗前，指尖夹着一支燃了半截的哈德门香烟。烟丝劣质，烧得很快，烫到了手指，他才猛然回过神，将烟蒂摁灭在窗台上的那只白瓷烟缸里。

    烟缸里已经堆了七八个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茔。

    他抬起头，透过薄薄的窗纸，望向窗外。

    这栋小楼是地下党的一处秘密联络点，位于宝山路中段，位置隐蔽，平时鲜有人知。三天前，他刚从武汉秘密抵沪，奉命协助上海区委处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整编事宜。彼时，北伐军刚刚攻克上海，白崇禧的东路军兵不血刃地进了城，上海市民夹道欢迎，彩旗如林，欢声雷动。谁也没想到，这欢呼声里，竟藏着如此森然的杀机。

    沈砚之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昨夜，他收到了一封密信。信是从法租界那边传过来的，落款只有一个“虹”字——那是中共上海区委军委负责人赵世炎的代号。信的内容极简，只有八个字：

    “今夜戒严，切勿外出。”

    他当时便觉出了不对劲。

    白崇禧的部队进城后，一直对工人纠察队保持着一种诡异的客气。他们既不收缴纠察队的枪支，也不干涉纠察队的巡逻，甚至还在公开场合称纠察队为“革命同志”。可沈砚之在军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这种客气，他太熟悉了。那是猫盯着老鼠时的客气，是猎人盯着猎物时的客气。

    他连夜派人去探听消息，派出去的人直到天亮才回来，浑身是血，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二十六军……周凤岐……戒严……动手了……”便昏死过去。

    沈砚之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走到桌边，掀开桌布，从暗格里取出那支勃朗宁M1900手枪。枪身冰凉，握在手里，却让他燥热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他熟练地拉开枪膛，检查了一下弹匣——七发子弹，颗颗饱满。

    “先生，吃点东西吧。”

    身后传来一个轻柔的女声。

    沈砚之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放下吧。”

    说话的是这处联络点的主人，一个名叫阿秀的年轻女子。她是本地人，丈夫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去年参加了罢工，被孙传芳的军队抓去，活活打死了。她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儿，躲在这栋小楼里，帮着地下党做些洗衣做饭的活计。

    阿秀把一碗阳春面放在桌上，又从怀里掏出两个还冒着热气的馒头，小心翼翼地推到沈砚之手边。

    “先生，外面……是不是出事了？”她怯生生地问。

    沈砚之终于转过身，看了她一眼。

    阿秀的脸色苍白，眼圈红肿，显然也是一夜未眠。她怀里抱着女儿，那孩子睡得正熟，小脸蛋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

    “没事。”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你带着孩子，去楼下躲着，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

    阿秀咬了咬嘴唇，点了点头，抱着孩子转身下了楼。

    沈砚之走到窗边，再次掀开窗帘的一角。

    天，已经大亮了。

    宝山路上开始有人走动。先是几个早起倒马桶的妇人，她们挎着篮子，有说有笑地走过，似乎并未察觉到空气中那股令人窒息的紧张。紧接着，一队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出现在街角。

    那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的士兵。

    沈砚之眯起眼睛，目光如刀。

    他认得这支部队。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原是孙传芳部下的师长，去年在江西战场率部投诚，被蒋介石收编，此次随白崇禧东路军进入上海。这支部队的士兵，大多还是旧军阀的底子，军纪涣散，军容不整，与北伐军中那些朝气蓬勃的黄埔学生军截然不同。

    那队士兵约有二三十人，扛着汉阳造步枪，刺刀在晨光下闪着寒光。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巡逻，而是径直走到了宝山路路口，在那里架起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

    沈砚之的瞳孔骤然收缩。

    重机枪的枪口，正对着宝山路的方向。

    而宝山路上，此时正走来一群人。

    那是工人纠察队的巡逻队。

    大约十几个人，穿着蓝色的粗布短褂，胳膊上缠着红布条，手里拿着步枪、梭镖，甚至还有几把大刀。他们唱着歌，步伐整齐，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打倒列强，除军阀……”

    歌声嘹亮，穿透了清晨的薄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