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人无法通过科举做官，无德无才之人却能坐在高堂之上。有才者日渐灰心，意志逐渐消沉下去。在位者都是饱食终日，只知谋取高官的废人，最终导致整个官僚系统内部崩坏，官僚之间为了利益相互攻伐倾轧，最终受到损失的还是朝廷。

    官员们除了高额的俸禄外，还有额外的赏赐，每逢祭祀典礼、皇帝都要给各级官员不同名目的赏赐，仅郊祀的费用，宋真宗景德年间为600万贯，仁宗皇佑年间为1200万贯，从景德年间到皇佑年间，官员数目从九千多增加到一万七千多。

    宋仁宗统治时期，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又加入到了各级官吏行列，所以宋仁宗冗官导致的冗费开支，又比真宗是多出好几倍。

    越到后面，官员越多，开支也会越多。

    由于辽、金等外患的威胁，宋人长期维系着庞大的常备军，然而由于军事制度的不完善，军队中存在大量的老弱病残，这些士兵虽然战斗力低下，但却仍然占用着国家的军事资源。

    冗官和冗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即冗费问题。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宋朝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增加老百姓的压力。

    财用不足，大宋又在连年征战中消耗了国力，宋国已经逐渐陷入到内忧外患的境地了。

    大宋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后果和弊端。

    只可惜，想将赠送给他人的利益再拿回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面对已经成了气候的利益集团，想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很难。

    像元丰改制之类的措施，最终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想要改变这一切，只有将人解决了才行。”

    

    第313章 桃花 六

    黄药师微微一笑：“好狠的心肠。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是吗？”

    韩慎说：“要救华夏，只能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全部赶走，换上真正能做事的人上去才行。如果我请他们走，他们还是不愿意，那我就只能将他们踹到茅坑里溺死了。”

    黄药师说：“看来这次的反叛反到是助了你一臂之力。只是，你是准备如何治理你下辖的土地呢？用你推崇的均田令？”

    韩慎说：“在经历了晋末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那段黑暗的岁月后，长期的战火纷争，使得人口大量南迁。北方大地人口疲敝，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很多底层民众只能依附于当时丛生林立的坞堡豪强世家大族，在严酷的剥削中艰难求生。

    那个时候的魏国，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权力内斗后，实际的控制权落到了抚养孝文帝长大后的汉族皇后冯太后手中。

    但此时的她面对这一个内外双困危机四伏的艰难局面，当时魏国财政枯竭，连年的战乱让北魏疆域内的自耕农占比很低。

    艰难度日的小农们实在无力交税，而大量的荒地无人耕作无税可征，地主豪强世家大族侵占之地，这些权贵的税也很难征收。

    国家财政拮据，处处被掣肘，国家凡事都要看豪门望族的脸色。

    另外，几十年的权谋内斗，为冯太后及其党羽树立了许多敌人。不少地方豪强、皇亲贵族、功臣勋贵都是冯太后的潜在政敌，时时刻刻都在磨刀霍霍积聚力量要对付冯太后。

    面对这样的困局，冯太后为了拿到命运的主动权，采纳了大臣李安世受井田制启发提出的建议，以孝文帝的名义颁布了均田令。

    这一制度的推行，不单单解决了冯太后的危机，挽救了风雨飘摇的魏国，还开启了华夏文明从战乱纷争走向辉煌盛世，历经近三百年的兴衰。

    均田令规定国家将国内的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并以先贫后富的顺序均等的分配给无地农民。凡15岁以上的人，男子每人分配农田40亩，女子每人分配20亩。在土地贫瘠的地方，还会多分配一到两倍的土地。

    这种国家分配的土地，严禁买卖，并且土地持有者在年老过世后还必须要将农田归还国家。国家再将收回的农田重新分配给新增的人口。

    另外在均田令最初颁布，首次分田的时候，男子还会额外分配20亩用来种树的桑田。

    由于树木的生长特点，桑田允许世袭，父辈栽种的果树及其他经济作物，后代可以继续享有，同样禁止买卖。

    所以当均田令具体落实下来后，人们有足够的土地供其休耕轮作，而不至于饿肚子。那20亩桑田，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候土壤条件种植相适应的经济树种。比如桑树可以提供纺织原料，榆树可以提供优质木料，桃树枣树梨树等可以提供食物。

    这些田地足够让一个一般的家庭丰衣足食。可想而知，当时任何一个活在底层的民众遇到这样的政策，一定会全力支持。

    当时均田令并未将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功臣勋贵以及大地主们的土地收归国有，因此并没有遭到明显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