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棵被霜打了的草，蔫了，但根还没死。

    王林峰看着他，停了一下脚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手拍在周猛的肩膀上，不重，但很有分量，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水里，看不见波纹，但你知它沉下去了。

    “小猛，快了。再等等。”

    周猛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还是那种没什么表情的、机械的、像是已经习惯了等待的点头。

    王林峰看着他的样子，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朝门外走去。皮鞋踩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地远，最后消失在楼道里。

    周猛还站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山。山还是那个颜色，天也还是那个颜色，什么都没变。

    王枭这时候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站在周猛旁边。他没看周猛，也看着远处的那片山，两个人并排站着，像两棵种在走廊上的树，谁也没看谁，但根缠在一起。

    过了好一会儿，王枭伸手拍了拍周猛的肩膀。他的手比王林峰的大，拍上去的声音也更闷，像一拳打在沙袋上。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清楚得像刀刻在石头上：“马上了，小猛。到时候哥给你个机会，亲手剁了汪乐。”

    周猛听到这话，那灰蒙蒙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光。他偏过头看着王枭，王枭对着他的眼神，认真地点了点头，不是那种敷衍的、应付的点头，是那种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许下承诺时的点头——点下去就不打算收回来了。

    当天晚上，李洪才和王枭通了电话。

    电话打了多久、说了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没人知道。但我听说，那天晚上李洪才场子三楼的灯亮了一整夜，烟灰缸满了又倒、倒了又满，两个人谈完之后各自从不同的门出来，脸上都没有表情。

    第二天，西城涌入了二三十个人。

    这些人不是一起到的，有的坐面包车，有的骑摩托车，有的坐了班车，三三两两，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西城。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脸上没有特殊的标记，混在人群里，就像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年轻人。

    但他们落脚的地方高度统一——全都是李洪才在西城的几处据点。住进去之后就不出来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偶尔有人出来买烟买水，也是低着头快步走，不看人，不搭话。

    这二三十个人进入西城的过程，安静得像猫走在棉花上。范锦山根本没有察觉——或者说，他根本不觉得需要察觉。

    范锦山从来没有把李洪才放在眼里过。在他心里，李洪才不过是背后跟某个大拿有点关系的小角色，地下实力根本不是对手。事实也确实如此——李洪才更像是一个精于赚钱的好手，手底下真正能打的，也就刘刚和张军两个人。

    一个是跟着李洪才从通市下来的老兄弟，一个是这两年才冒起来的新锐。这样的人，在范锦山眼里，连对手都算不上。

    所以他没有在乎。不在乎李洪才，不在乎那二三十个人，不在乎那些暗地里涌动的、随时可能翻船的东西。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

    我们的店装修得差不多了，进入了尾声。墙刷好了，灯装上了，隔音棉一层一层地贴上去，地板铺好了又换了一批，钱花得像流水，但看着那个从灰扑扑的空壳子一点点变成有模有样的店面，所有人都觉得值。大龙站在门口看着招牌上的“凯撒国际娱乐”几个字，咧着缺了颗门牙的嘴笑了好半天。

    2005年6月6日。

    事情并不像日期那么顺利。

    那天西城跟往常一样，街上人来人往，路边的小贩扯着嗓子吆喝，刚出炉的包子冒着热气，几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站在路口聊天。一切都很平常。

    王凛带着四五个小青年，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西城的主街上。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领口敞着，露出一截金链子，嘴里叼着烟，烟头在午后的阳光下明灭不定。

    他是来收管理费的——其实就是保护费，但范锦山的人把这叫“管理费”，听起来体面些。沿街的商铺，每月固定的数额，不交就“不好做生意”。这么多年了，没有一家敢不给。

    他一家一家地收过去，有的老板笑脸相迎，递烟倒水；有的面无表情地数钱，数完了递过来，不多说一个字；有的远远看见他来了，赶紧把钱准备好，放在柜台上，等他进来就拿走。

    收到街尾最后一家。

    这家铺面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写着几个看不太清的字。玻璃门上贴着一张“店铺转让”的纸，纸已经泛黄了，边角翘了起来。玻璃灰扑扑的，像是很久没人擦过。窗帘拉了一半，里头的灯光昏昏暗暗的，看不太清楚。

    王凛在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那块转让的牌子，没当回事，推门就进去了。

    他进去不到一分钟。

    然后门猛地弹开了。

    王凛像被什么东西弹出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