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荷城到川东，一千二百公里。

    蒋君荔带着令宜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两个小时的大巴，最后在镇上的破旧车站下了车。

    令宜在路上发了一次烧，嘴唇紫得发黑，把蒋君荔吓得浑身发冷，好在包里备着药，喂下去之后慢慢退了烧。

    出了车站，眼前是熟悉又陌生的乡镇街道。

    五年没回来了，镇上新修了几栋楼，但主干道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两边的梧桐树倒是长得比记忆里高了很多。

    从镇上到村里，还有三公里路。

    没有公交车了，蒋君荔在路边拦了一辆拉货的三轮车，给了师傅二十块钱，连人带箱子颠簸了二十分钟，终于到了村口。

    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依着一座小山包错落地建着。

    正是傍晚时分，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来，空气里飘着柴火和猪食混在一起的味道。

    几只土狗在村口追来追去，看见生人，汪汪地叫了几声。

    蒋君荔站在村口，忽然有些迈不动步子。

    令宜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妈妈，到了吗？”

    “到了。”蒋君荔深吸一口气，背着女儿往村东头走。

    蒋家的房子是一栋二层的小楼，外墙没贴瓷砖，红砖裸露着，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

    院子里堆着几捆柴火和一堆玉米棒子，院门虚掩着，里头传来电视的声音。

    蒋君荔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堂屋的门开着，蒋父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手里端着一碗稀饭，就着一碟咸菜在吃。

    蒋母在厨房里收拾碗筷，锅碗瓢盆的声音叮叮当当的。

    “爸。”蒋君荔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蒋父抬起头来，看见门口站着的女儿和外孙女，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他没说话，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意外，有心疼，但更多的是一股压了很久的气。

    蒋母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蒋君荔，先是一愣，然后脸色就沉了下来。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目光从蒋君荔身上扫过去，落在令宜身上，声音一下子变了调：

    “哎呦，这是宜宜？都长这么大了？”

    蒋母蹲下身，伸手摸了摸令宜的脸，眼框红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嘴唇都发紫了，是不是又犯病了？”

    令宜怯生生地抓着妈妈的手，小声说：“外婆好。”

    “好好好，乖乖好。”

    蒋母一把将令宜抱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屋里走，

    “外婆给你煮个鸡蛋去，再下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

    蒋君荔站在门口，看着母亲抱着女儿进了屋，全程没正眼看自己一眼。

    她苦笑了一下，拎着箱子跨进了门坎。

    蒋父把电视关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端着那碗稀饭，喝了一口，放下，又端起来，又放下。

    反复了几次，最后还是没忍住，抬起头看着蒋君荔，语气不咸不淡：

    “你还知道回来？”

    蒋君荔把箱子靠墙放了，在一把竹椅上坐下来，没吭声。

    “六年了，”蒋父说，

    “你结婚六年，就回来过一次。那一次还跟我们吵了一架，赌气走的。你妈哭了三天，你知道不知道？”

    蒋君荔垂下眼睛，声音很低：“知道。”

    “知道也不打个电话？”蒋父的声音有些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蒋君荔没回答。

    她没办法回答。六年前她为了令恒跟父母闹翻了，母亲说荷城太远，说令恒那个人看着不踏实，说她嫁过去要吃苦。

    她不听，觉得父母看不起令恒，看不起她选的这条路。

    结婚后第一年回来过年，又吵了一架，她赌气连夜坐火车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

    这么多年里，她不是不想家。

    是不敢回来。回来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可能选错了，她蒋君荔从小到大，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认输。

    厨房里传来蒋母和令宜的声音。蒋母在哄令宜吃鸡蛋，令宜小声说了句什么，蒋母就笑呵呵地说：

    “好好好，不吃蛋黄就不吃蛋黄，外婆帮你吃掉，你吃蛋白，乖乖吃蛋白长身体。”

    蒋父听着厨房里的动静，脸上的表情松动了一些，但对着蒋君荔还是没什么好脸色。

    沉默了半晌，蒋父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宜宜那个病，怎么样了？”

    蒋君荔抬起头。

    “医生说要动手术，”她说，“必须在五岁之前做。”

    蒋父皱了皱眉：“五岁？宜宜下个月就满五岁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