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早七点四十分，火车站

    破晓的寒气像细针，扎进郭长河的大衣领口。他将自己更深地埋进枯黄的树丛，呼出的白气瞬间被风扯碎。望远镜的视野里，站台空无一人，只有几个模糊的身影缩在亮着昏黄灯光的站厅里取暖。

    他又一次抬起手腕，秒针在冰冷的表盘上不紧不慢地跳动。时间不多了。如果幸运女神今天请了假，医院应该已经因为没接到预定伤员而起了疑心。报告特高课——他们就会沿着公路搜寻，找到泥地里那片无法掩饰的车辙，还有那个要命的水洼。更糟的是，如果他们已经发现了那具尸体的真实身份……那么此刻，每一双盯着火车站的眼睛，都可能带着枪。

    与其他人不同，他生来就是个悲观主义者。凡事往最坏处想，结果无论如何，都是惊喜。

    就在这时，望远镜里，站长跑了出来。他挥舞手臂，对着集合的员工激烈地讲话，仿佛要将恐慌也传染出去。工作人员集体鞠躬，一种刻板的服从。

    “身份确认了。”郭长河放下望远镜，低声自语。和他预估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他的目光越过站台，投向铁轨延伸的远方。一个小点正变得清晰，越来越大——是那辆往返于码头和车站的红色公共汽车。它准时得像个圈套。但即便是个圈套，自己也别无选择，“给我点运气吧。”他闭目，双掌合十，祈求着尚在天国的同学们的帮助。

    车停下了，车门开了，十几个旅客蜂拥而下，急匆匆地拖着行李奔向站厅。最后下车的是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她提着一个大箱子，手里还抱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还要大声吆喝着让提着包裹的大儿子慢点。

    车门又关上了，司机丝毫也没有下来帮忙的意思，径直开始倒车，灰土被风一刮，让人睁不开眼，女人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低头前行。

    “哎呦！”女人踩到了块石头，身子一歪向边上倒去，手中的孩子也向地下倒去，就在这时一只稳健的手从旁伸来，托住了她的背，另一只手顺势接过了沉甸甸的箱子。

    “おっとっと～！あぶないで、お母はん。お子さん、重たそうやねえ。”

    （哎哟哟～！好危险啊，大姐。您家小朋友，看着挺沉啊。）

    女人一惊，抬头看见一个面相敦厚、笑容可掬的男人。他的关西腔自然而亲切，瞬间消解了陌生人的距离感。

    郭长河不等她道谢，便像是老熟人一样继续用明快的大阪腔说道：

    “まあ、ええよええよ。わたしも同じ方向やねん。駅まで一緒に行きましょ、荷物もついでやで。”（没事儿没事儿，不用客气。我也正好是同一个方向。一块儿走到车站吧，反正行李也是顺手。）

    他说话时语调起伏，带着关西人特有的热情，同时极其自然地将行李箱的控制权握在了自己手中。他逗了逗孩子，笑道：“ほんまにかわいらしい子やなあ。うちのボーやもそうやったで、めっちゃ甘えん坊やったわ。”（真是个好可爱的孩子啊。我儿子以前也这样，可会撒娇了。）

    女人脸上的警惕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感激和放松。

    “すみません、助かります…！”她改用带着口音但更正式的标准日语道谢。

    “なんちゅーうことないって！さぁさぁ、早く行こ、中はあったかいで。”（这算个啥事嘛！来来，咱们快点走，里面暖和。）

    郭长河笑着摆摆手，极为自然地与她并肩，像一家子或是同乡友人一般，随着人流，从容不迫地来到了车站入口。

    显然这里得到了通知，要特别注意单身男子，有两个人被叫到一旁反复盘问。而他提着行李，一边和女人说说笑笑，一边大大咧咧地走过去。

    “你们从哪里来？”警卫接过证件，“我们从北海道坐船过来的。”女人抢先说，“我在惠须取町开了个居酒屋。”警卫草草翻了翻，眼前的像是一家四口，而含混不清的通知只是说要注意一个独行男子。

    “快点行不？车要进站了。”女人不满地说着。

    “反正到了终点，特高课会逐一检查的。”他合上证件，侧身让这一家四口过去。

    列车开动了，郭长河嘘了口气，离目的地又近了一步，但在那里等着自己的会是什么？特高课一定会拉起天罗地网，每一个人都会被搜身。别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良好的隐藏，振荡线圈已经被拆散，紧贴着药瓶内壁，可变电容器也变成了一堆细碎的零件，混在样品里面，电键的底座被伪装成一块厚重的皮带扣，而活动臂已经拆散藏在零件堆里。但最讨厌的还是电子管，虽然被油纸包好，塞进一个装满茶叶的金属罐里。茶叶既能缓冲，其气味也能干扰警犬。可一个老练的搜查人员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万一……

    

    “我在浪花の恵須取町开了个居酒屋……”那热情的老板娘已经第五次提及她的居酒屋了，“生意还算不错，我们家的御好烧在这一片可是有名的！您有空务必来赏光啊！”郭长河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