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重新踏入那片埋葬着他同学与“良心”的土地。

    瓦列宾在一座座无字墓碑前停下，从随员手中接过一枝枝洁白的菊花，逐一放在碑前。然后，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指，点在冰冷的石面上，用一种近乎咏叹的、毫无感情的语调，逐一念诵着每个人的姓名和编号背后被赋予的“事迹”。

    “学员734，在考核中，因过早暴露联络信号，被识破，抵抗中被击杀。”

    “学员891，在考核中，因体力不足，水性不佳，落水后死于失温。”

    “学员26570，代号‘孤月’……在最终考核中，展现了罕见的坚韧，但在审讯中不能合理使用技巧，……”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墓园里回荡，像一位父亲在凭吊自己那些被病魔或意外过早夺去的孩子。只是这“父亲”的眼中，没有悲痛，只有一份冷酷的、对“不合格品”的盘点清单。

    做完这一切，瓦列宾走到郭长河面前，灰色的眼眸在雪光下像两块不含温度的矿石。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让这些年轻人死得毫无意义？”

    郭长河没有说话，但脚步在雪地上微微一顿，留下一个浅浅的印痕。

    “看着我的眼睛。”瓦列宾的声音陡然转为冷厉，像一把冰锥刺入郭长河的耳膜。他本能地抬起头，迎向那双灰色的、不带丝毫人类情感的眼睛。“你想过没有，以后你们这些人都会独立负责一条，乃至于多条情报线！任何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爆一连串的死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条线！我们这个行当，不允许任何错误。在这里，没有‘错了重来’，错了，就是死！你，或者你的上线、下线，都得死！”

    郭长河的腰杆被这股无形的压力逼得更加挺直，他感到一股冰冷的汗正顺着自己的脊背蜿蜒流下，浸湿了内衬。瓦列宾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铆钉，将他刚刚松动的人性认知重新钉死在“间谍”的职责框架上。他无法辩驳，因为这就是他所处世界的、血淋淋的底层逻辑。

    “中国古代有个叫范仲淹的说过，‘учше плакать над одной семьёй, чем над всей дорогой，哭一路不如哭一家’。”瓦列宾忽然换了种语气，引经据典，却比刚才的威胁更让人绝望。

    郭长河沉默地咀嚼着这句话，最终，他缓缓地、深深地，点了点头。

    “我们也是这样。”瓦列宾的嘴角似乎有极其细微的上扬，那不是笑容，而是一种“程序运行正确”的确认。“现在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让今后少死很多人。他们用自己的命，换来了你们这些‘合格品’的诞生。更别说，通过对他们失败的解剖，我们可以修正教材，避免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所以，别为他们悲伤，要为他们骄傲。更要……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

    风雪更急了，吹动着两人的衣角。郭长河站在那里，像一个刚刚被输入新程序的机器，心中那刚刚燃起的人性微光，在瓦列宾这番话的狂风中，被强行压制，暂时蛰伏。但他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被唤醒，就永远不会再沉睡得那样安稳了。

    “好了，回到你吧，平田一郎是谁？你为什么直到死亡前夕都不愿说出自己真正的姓名？这时候，说不说都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平田一郎是我父亲在大阪留学时认识的一个同学，他出身贫寒，但很努力。当时，我意识到东乡警部陷入了对自己的怀疑，他实际已经确定我是苏联间谍，可他是偏执型人格，但凡证据链存在哪怕一丝瑕疵，他就会陷入自我质疑。我就是要在他的心里打上一颗钉子，让他对自己产生怀疑，长期将往，他就会崩溃。在中国，这叫杀人诛心。”

    “很好，用自己的死，导致对手某种核心能力的丧失。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心魔，影响他的今后。那为什么不杀花森？”

    “因为我不是野兽。”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但最后一刻，它被严寒冻住了，被吞回胸腔，就像吞入一颗子弹，在这里，袒露心扉等于签下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为了安全，东乡的人一定在附近守着，如果杀了人就没法蒙混过去了。”

    “非常好。”瓦列宾对这个答案很满意，“你先休息两天，后天十点向我报到。”

    丢下这句话，瓦列宾离开了。郭长河呆呆地站着，不知不觉中他走进了另一块墓地，这里也有一排墓碑，不过是日本式的。一座墓碑前站着一个小女孩，她至多不超过十岁，正对着墓碑喃喃自语，虽然她低着头，可侧脸还是让郭长河想起那辆卡车上的一个人，当枪口对准他时，他试图说什么……

    郭长河逃也似地离开了，他深怕好不容易弥合的盔甲会再次碎裂。出了墓地，他看清了这座城市，大半个城市都是假的，一如电影厂的道具房，西边的城区都是假的，除了正面的门楼别无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