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14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远东分局

    地下二层，与同在此层的其他房间一样，这间审讯室的墙壁也铺着光滑的白瓷砖——为了便于清洁工在事后冲洗掉那些呕吐物、血迹、排泄物，以及其他任何人体组织留下的残秽。

    但与其他房间不同，此刻这里被临时改造成了一间教室。一块巨大的黑板上悬挂着详尽的人体解剖图，一旁的不锈钢支架上，整齐陈列着各式器具。郭长河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仅凭外观，便能轻易想象出其精巧而残忍的用途。

    如果不是偶尔有野兽濒死般的惨叫从门缝里渗进来，郭长河几乎要恍惚以为，自己正身处医学院的阶梯教室，等待着教授的提问。

    一切宛如一场荒诞的白日梦。上一个小时，他还在这栋大楼四楼的无线电静默室里，收听着上海交易所的实时行情，冷静地进行着模拟套利操作；而现在，他却坐在这里，准备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施加痛苦的大师。

    “下午好，同志。”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身形干瘦的“小老头”夹着个牛皮纸文件夹走了进来。他低着头，上半身微弓，仿佛正逆着一股无形的强风前行。他的模样让郭长河想起了自己的病理学教授，但两人如同水与油，一个致力于驱散死神，另一个，则是死神的代言人。

    “下午好，伊万诺夫同志。”郭长河瞥了眼他白大褂下摆那片尚未干涸的暗红血迹——这个变态，刚才肯定在某个刑讯室里“授课”了。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了？”伊万诺夫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夹，随意地丢在桌上，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烟点上，深吸一口。

    “疼痛与神经传导机制。”郭长河的回答简洁而直接。在这里，言语是多余的，沉默才是生存的策略。

    “哦，对，很好。”伊万诺夫点点头，以示赞许，“大脑会本能地传导痛苦，并会发出屈服的指令，这正是我们使用刑讯手段的根本目的。”

    郭长河眼前瞬间闪过包逸华的身影——那双在电刑下因血管爆裂而狰狞凸出的眼球，那两片被咬得血迹斑斑、几近碎裂的嘴唇……

    “但是，”伊万诺夫话锋一转，吐出一团烟雾，“人体自身也有一套应对机制。比如面对鞭打或火刑，皮肤表层的感受器一旦被破坏，对痛苦的感知反而会减弱。而且，若刑罚过重，超出了忍耐的极限，人反而会产生求死的欲望，届时刑罚便失去了作用。”他弹了弹烟灰，语气平淡得像在讲解一道数学题，“所以，用刑的关键在于，必须让受刑者产生一种永无止境的错觉。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无尽的折磨中，主动将灵魂献祭于你。”

    郭长河知道，自己的身体又开始无法抑制的颤栗。他又想起了那天，四周是无尽的黑暗，唯有冰冷的水滴不知疲倦地从头顶落下，敲打着他的颅骨，汇成一股绝望的溪流。如果不是包逸华在隔壁囚室里，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一遍遍念诵着《正气歌》，他怀疑自己能否坚持到底。

    “但是，在实战任务中，最常见的情况是时间紧迫。我们没有奢侈的时间，去慢慢炮制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煎熬。”伊万诺夫又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那么，该怎么办？”

    “在短时间内，让对方体验到超越生理与心理双重阈值的剧痛，以此彻底粉碎他的意志。当痛苦超越了临界点，大脑会出于自我保护，本能地释放出屈服的信号。”郭长河自己都感到诧异，自己的声音竟能如此平稳，像在宣读一份临床报告。

    “非常正确。那么，理想的施力部位是哪里？”

    “神经系统密集区，尤其是手足部位。这里神经末梢丰富，痛感强烈，但又远离心脏等主要脏器，不易直接导致死亡。同时，它无法被切断，适合进行反复、可控的刺激。”

    “非常好！”伊万诺夫满意地将烟头摁灭在桌上的玻璃烟灰缸里，发出一声清脆的“滋啦”。“理论知识你已经足够。现在，该实践了。”他拿起文件夹，转身出门。郭长河深吸一口气，跟了上去。

    走廊两侧的墙壁上，压抑的、濒死野兽般的哀嚎变得无比清晰，但伊万诺夫的步伐没有丝毫停顿，仿佛那只是背景噪音。郭长河跟在他身后，能清晰地看到，这位“死神执笔者”裸露在衣领外的脖颈皮肤，平静得像一块温润的玉石，没有一丝一毫的颤动。

    两人来到地下三楼的一间刑讯室。门一拉开，一股混杂着新鲜血液、腐臭屎尿、酸涩汗水与刺鼻消毒水的浊流猛地灌入鼻腔。郭长河死死咬住牙关，强忍住捂住口鼻的本能冲动——他知道，在这里，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成为评判“心理素质”的依据。他只能挺直脊背，装作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随伊万诺夫走了进去。沉重的铁门在身后“咔哒”一声锁死。

    “怎么样，他说了吗？”伊万诺夫问身边的审讯员。

    对方摇了摇头，递过来一张表格，上面一片空白。

    “好吧，我来介绍一下你的‘教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