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里的光很平静，很淡，可那底下，有一种东西。左丰在宫里待了十几年，见过太多人，可从没见过那种东西。那是一种——怎么说呢——那是一种不把生死放在眼里的人才会有的眼神。不是不怕死，是不怕。是不怕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后果。是不怕他左丰，不怕赵忠，不怕这世上所有的人。

    左丰忽然觉得很不舒服。他讨厌这种眼神。这种眼神让他想起卢植，想起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那些人看他的时候，也是这种眼神——好像他左丰不过是一只蚂蚁，一根草芥，一个不值得多看一眼的东西。卢植是，孙原也是。卢植是士人，瞧不起他也就罢了；孙原算什么？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毛头小子，凭什么也这样看他？

    他的手指在案上敲了敲，一下，一下，很慢。那敲击声在寂静的驿馆里回荡，像是有人在敲门，又像是在倒计时。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风更大了，吹得窗棂啪啪作响。左丰坐在案前，看着那卷写了大半的竹简，忽然觉得有些无聊。他想起赵忠那张脸——那张永远眯着眼睛、挂着笑容的脸。赵忠让他来查孙原，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把孙原拉下马。可孙原这个人，太干净了，干净得像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影子。赵忠也好，袁隗也好，那些在朝堂上等着看孙原倒霉的人也好，在这面镜子里头，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嘴脸。

    左丰忽然笑了。那笑容很冷，很淡。

    “孙原啊孙原，”他轻声说，“你以为你干净就能活下去？这世上，干净的人死得最快。”

    他把那卷竹简卷起来，用丝绳扎好，放在案上。他没有交给任何人。他只是放在那里，望着它。

    他知道，这份奏报，他迟早要交出去。可他还不急。他要再看看，看看这个孙原还能蹦跶几天。他左丰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反正那个年轻人，迟早会知道，在这个世道上，光靠干净是活不下去的。

    王芬派来的人还在查。

    他们查了府库，查了账目，去了乡里，去了伤兵营，问了无数人，问了无数话。他们查得很细，比左丰还细。可他们什么都没查出来。

    府库里的粮食对得上账目，账目上的数字对得上实物。乡里的百姓说孙原好，伤兵营里的伤兵说孙原好，那些被招抚的黄巾俘虏也说孙原好。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说孙原好。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坏话。一个都没有。

    王芬坐在邺城驿馆里，看着那些送回来的竹简，越看脸色越难看。

    他的脸本来是红润的，是那种养尊处优的人才有的红润——五十多岁的人了，皮肤保养得还好，没什么皱纹，颔下蓄着一把整齐的胡须，梳理得油光水滑。可此刻，那红润一点点褪去，变成了一种灰白的颜色，像是冬天里落了霜的枯叶。他的手指在竹简上缓缓移动，一行一行地看，看得很慢。每看完一卷，他就把它放下，拿起另一卷，继续看。看完了，他又拿起第一卷，重新看一遍。他希望能从那些密密麻麻的字里找到什么破绽，找到一个可以写进奏报里的东西。可什么都没有。

    他放下竹简，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的动作很慢，慢得像一个老人。事实上他确实是个老人了，五十三岁，在这个年代，已经算是高龄。他的膝盖不太好，站起来的时候要用手撑着案几才能稳住，腰也有些弯了，站直了会酸疼。他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天很灰，很暗。风很大，吹得院子里的枯树哗哗作响。那枯树是两株老槐树，不知道种了多少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枝丫光秃秃的，在风中摇晃，像是在挣扎，又像是在求救。

    他忽然觉得有些冷。不是天气冷，是从心里透出来的冷。那冷像是一条蛇，从心底爬上来，缠住他的五脏六腑，缠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他得罪不起袁隗，也得罪不起天子。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往左一步，是袁隗；往右一步，是天子。往左是死，往右也是死。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他想起袁隗说的话。那天在雒阳，袁隗在府中召见他，语气和蔼得像一个长辈在嘱咐晚辈：“王刺史，你此去冀州，替老夫查一查那个孙原。查他的过往，查他的军中，查他和那些黄巾俘虏的关系。事无巨细，都要查。”袁隗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端着一杯茶，轻轻吹了吹茶沫子，抿了一口，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笑了笑。那笑容很温和，很慈祥，可王芬在那笑容底下，看到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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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查了，什么都查了。可什么都没查出来。

    那个年轻人，做事太干净了。干净的像洗过一样。王芬在官场待了二十多年，从县令做到刺史，见过太多官员。有的贪，有的廉，有的精明，有的糊涂。可从没见过像孙原这样的人。这个人，不贪，不占，不拿，不要。他的俸禄都拿去抚恤阵亡将士了，他的衣裳穿得比县丞还旧，他的饭菜吃得比小吏还简单。他住在城外的竹林里，每天走路去郡府，走路去伤兵营，走路去乡里。他没有马车，没有随从，没有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