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转变的传统观念而言，有时候自由并不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这其实是个很现实的道理。

    当农奴，尽管一直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榨，但同时契约给了农奴继承份地使用权的权利，并且依照习惯不会被轻易剥夺，这让他们可以世世代代艰辛地生活下去。

    而且，奥地利西部延续数百年的自由农传统也影响了在东部生活的人们，在这里农奴并非动产，可以保留一小部分财产，而且理论上甚至有权上诉。

    而赎买自由成为佃农后，尽管耕种地产的收入可以更多装入自己的腰包，但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的风险需要自行承担，尤其是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带来的风险。

    而且，世俗或是教会的领主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提高地租或是强制劳役来压榨他们的价值。

    这本是基于黑死病后人口经济持续下行、粮价在百年间始终低迷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西欧，由于英法百年战争的持续性破坏和封建领主阶层的大规模消失，农奴制的复兴以失败告终，领主们最终选择将土地整块整块出租，或是废弃耕田转为牧场，投身到浩浩荡荡的圈地浪潮之中。

    在东欧，匈牙利和波兰的领主们借由古老的传统和事实的割据，成功遏制了农奴们的反扑，磕磕绊绊将封建庄园延续了下来。

    而站在欧洲十字路口的奥地利，受到了来自双方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与大多数短视且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贵族不同，拉斯洛对于农业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是非常上心的。

    无论如何，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关键，而鲜有贵族和教会的地主们有拉斯洛这样的决心和资本来投入到新的生产模式之中。

    一些富裕的市民阶层在政策的鼓励下开始与城市周边的土地贵族谈判，承包大片的土地，随后在雇佣劳作和自发性质的农业改良的基础上经营土地，不过更多时候这些土地都被用来种植特定的经济作物以满足贸易需求。

    对于大多数领主而言，变着法地榨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必修课。

    然而直接提高地租和赋税虽然可以省去很多成本并获得可观的即时收益，但那是以牺牲未来的生产为前提，最终会使得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农民的逃亡或者起义。

    由于奥地利需要高度的稳定以维持有秩序的商贸和生产，在各个州都有地方组织的治安卫戍部队，重要的地区还有常备军的驻扎。

    起义的可能性因此被压低，更多无法承受压迫的人会选择逃向城市。

    在传统思维的农民之外，也有不少人向往着城市里的雇工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靠着高昂的工资过上优越的生活。

    只可惜，这基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常见的卖苦力的各类匠人，他们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才20-30弗罗林，这还是在手艺傍身的前提下。

    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度过漫长的、如奴隶般受人支使的学徒期，领着极低的薪水，往往只有正式工的一半，还经常被恶意欠薪。

    如果会记账和算术，那就算是高级人才了，要是能当上正规会计的话，年收入可达到30弗罗林往上，如果在银行供职，则能挣得40弗罗林。

    而再往上的教师、律师和医生等职业，那就非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士不可胜任了。

    要想取得足以媲美此类职业人才的收入，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参军。

    只要在军队中熬过五六个年头，偿清一身制式装备的资费，减去平日里的食物、住宿的开销，剩下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只可惜，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投身行伍，这也导致了奥地利军队补员的困难。

    与从贵族到平民都不喜战争的奥地利相反，邻近的施瓦本、匈牙利则有大批青壮年亟待军队的接纳，其中不少人都有不错的专业技能。

    拉斯洛推行国民军队的计划在一开始便宣告破产，他只能转而通过年复一年地雇佣、操练士兵，并辅以条例约束，使他们逐渐习惯于为帝国而战，向皇帝献上忠诚。

    虽然听命奋战的帝国士兵并不全由奥地利人组成，但基层军官团的纯度还是有保障的。

    从伍长到中队长官，要么是科班出身，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里筛出来的，要么是久经战阵的精锐老兵，能在极度混乱的战场冷静地组织战阵。

    不久前的大会结束后，贵族间被动掀起了一阵投身军队的热潮，诸如无业骑士或是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嗣，大多遵照拉斯洛的要求被送到维也纳新城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

    这短暂的热情并不足以支撑帝国军队建立一支完备的奥地利军官团，但也总比此前好了不少。

    随着军事组织体系和军队行政体系的发展以及过去多场战争的检验，奥地利军队的实力已经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可。

    爱德华四世做梦都想得到一个奥地利军团的佣兵助他夺回英格兰的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