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了一下，像被阳光突然晃到了眼睛。她勉强扯了扯嘴角：“啊……是，六十多了。” 话一出口，她自己仿佛也被这个数字惊着了，转头对旁边年龄相仿女人，用一种混合着自嘲的语气叹道：“啊呀，这土……已经埋到脖子上了。真快呀……”

    那声叹息很轻，落在午后的阳光里，却沉甸甸的。

    水泥台上的老人得到了一个答案，兴趣又转向另一个领域：“那你姊妹几个呀？你是老几？”

    “姊妹六个，” 轮椅旁的女人平静地回答，“我排行老五。”

    蛐蛐的脚步慢了下来。这段平淡无奇的对话，像一块投入她心湖的石子，激起了熟悉的涟漪。“姊妹六个……老五……” 她几乎瞬间就看到了这个家庭结构背后，那条若隐若现的责任链条。

    她太熟悉这个模式了。在她的观察里，多子女家庭中，最终守在父母病榻前、处理最琐碎也最不堪的日常的，往往是那个 “老小”，或者是在世俗意义上“混得不太好”、因而时间与空间被默认可以“挪用”的孩子。老大们年岁渐长，各有家庭的负累，或是有“出息”后离得更远，那份最初的孝心，常常被距离和自身的繁杂稀释成了电话里的问候和偶尔的汇款。而“没出息”的那个，反因为离得近、走得慢，被生活悄然推到了“伺候”的第一线。

    这无关对错，更像一种无声的、残酷的家庭生态分配。

    她想起有一次，母亲又习惯性地抱怨小儿子兰宝波“没本事”，却对大儿子兰宝滨的偶尔问候感激涕零。蛐蛐当时没忍住，对母亲说：

    “妈，你换个角度想。半夜你需要倒尿盆，你喊兰宝波，顺理成章，他也不好意思推脱。可你试试，让你心心念念的大宝贝兰宝滨来给你倒尿盆，你张得开那个口吗？他就算来了，你心里不别扭吗？到头来，能让你不尴尬、踏踏实实使唤的，往往就是这个你总嫌‘不成器’的老小。”

    母亲当时就愣住了，眼睛眨了又眨，像在消化这个从未想过的道理。半晌，她没说话，但眼神里那种对大儿子无条件的袒护和对小儿子一贯的轻视，似乎裂开了一道细缝。

    不是“不成器”的孩子才该伺候老人，而是“伺候老人”这件最消磨人、最需要放下身段的事，让家庭价值排序中“位置”较低的孩子来承担，老人内心坦然——因为没出息的孩子就该是清洁工地位。

    还有另外一段话…关于老人与孩子的。

    那天，蛐蛐去了公园。

    公园健身区旁，那几个女人还在机械地甩着胳膊，像上了发条的人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空气里浮着尘光和说不清的倦意。

    一个高个子男人提着鼓囊囊的红色塑料袋，从空地埋头走过。袋子里冒出芹菜的绿尖和一块肥白相间的猪肋条。

    “哟，又回去给你妈做饭去呀！”一个穿紫红羽绒服的女人停了动作，扬声喊…

    男人脚步停下，侧过头，嘴角咧开：“嗯。”声音闷得像从胸腔里直接掏出来的。

    另一个靠在扭腰器上的短发女人插话，语气里带着点探究的同情：“就你一个人忙前忙后？应该是姊妹们轮流伺候你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