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时，母亲边吃边说：“你来了，我心就踏实了。”

    蛐蛐说：“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消息不就是平安嘛。”

    父亲在一旁帮腔：“她就是太空了，净瞎想。”

    “本来就会担心啊。”母亲辩解。

    “就是太闲了才会这样，”蛐蛐语气平和，“以前你忙地里活、忙家里事的时候，哪顾得上整天想我们。”

    “那不是因为你们现在都在身边了嘛。”母亲的话里，有种简单的、缠绕的逻辑。

    蛐蛐不再接话了。她明白，母亲这种源自脾虚体质的忧思，像一种无法关闭的背景音，不是道理能说服的。在母亲的认知里，儿女的时常问候是天经地义的牵挂。可蛐蛐更清楚，外面那个令人焦虑的时代，正在一寸寸吸干每个人内心的余裕，连对至亲最本能的惦念，都成了需要刻意维持的、奢侈的东西。

    一顿寻常的晚饭，几句平淡的家常，底下是两代人之间无声流淌的、关于“父母与孩子”的微妙错位与深深羁绊。

    蛐蛐去父母家就是为了拿酸菜，顺便让母亲放心。最近胃口寡淡，脑子里忽然冒出腌酸菜那股咸酸凛冽的味道。她盘算着快去快回：送卫生卷纸，顺便拿两颗酸菜就走。她实在没力气听母亲唠叨姊妹几个那些糟心琐事——谁家孩子不听话，谁家又闹了什么矛盾。

    每听一次，那些带着亲人血肉温度的烦扰就会在她心里盘桓好几天，搅得她心神不宁。而母亲呢，体胖心宽，唠叨完就像卸了货，该吃吃该睡睡。蛐蛐想，体胖的人大概真是有嘴无心，或者干脆无嘴无心。母亲属于前一种，话多，但说过去就忘；舅母是后一种，话少，总是笑呵呵的，从不操心。

    吃过午饭，蛐蛐起身收拾碗筷。洗碗池里积着一层腻乎乎的油污，自打大姐回自己家后，就再没人认真收拾过。屋里处处透着一种疲惫的凌乱，洗碗池更是重灾区。蛐蛐记不清有哪一次它是干净清爽的。可但凡她流露出一丝不满，母亲就会立刻翻个白眼甩过来：“不想干就别干，干了就别抱怨。” 话堵在那里，让人透不过气。

    她默默洗完，擦了手，准备去平房拿酸菜。母亲跟着，去开门锁门。路上，母亲的嘴也没闲着，话题又转到了大姐身上：“你大姐啊，太爱干净了。人说‘穷干净’，这不好。太干净了也不好。你看你奶奶，从来不讲究，手头倒时常宽裕。”

    蛐蛐没接话，懒得辩解。事实上，奶奶家徒四壁，“穷”到没什么东西可脏。一个电视柜，一个衣柜，一个红躺柜，就是全部家当。衣柜里统共没几件衣服，奶奶也从不多置办，两三件换着穿，一穿多年。床单就是旧毯子，脏了也无所谓，反正常来打麻将的邻居们也不介意。

    而母亲自己呢，活像一只松鼠，热衷于囤积各种物件。家里不是脏，是乱，是蒙着一层时光的灰尘。母亲偶尔也会拾掇，但大多时候视而不见，总想着“等有空再弄”。结果那些东西就永远堆在那儿，一旦被人挪动了位置，她便像丢了魂似的翻找，尤其是为此把父亲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