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是好兵，要上就上最好的。”符哲站在厨房门口，背挺得笔直，“我看了你书架上那么多书，天天都跑步、拿了这么多散打和自由搏击的奖，不读刑侦专业白瞎了。到时候，我考上公大，你穿警服送我去上学，到学校门口，让我妈多拍几张照片！”

    老符把锅铲放下，转过身来看着他，嘴动了几下，没说出话，又转回去继续炒菜，颠了两下锅，抬起手背抹了一把眼睛，说：“行。你考！考上了老子给你做大餐庆祝！”

    符哲顺利拿到公大录取通知书那天，从来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的老符，在警局里请了全队吃水果。

    他买了整箱整箱的苹果和橙子，挨个办公室发，见人就塞几个，笑得满脸褶子。

    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啊，子承父业！老符，等你儿子毕业了，叫他来咱们队里，父子齐上阵，肯定是一段佳话。”

    老符大笑着说：“那我可不急着退居二线啰，我得多干十年，等等我儿子！”

    符哲是老符警官最好的兵。从他开始跟着他爸早起跑步的那个早上起，从他坐在阳台小板凳上翻那本看不懂的《犯罪心理学》的那个下午起，从他站在厨房门口喊出“我要考公大”的那个傍晚起，他就已经是了。

    老符这辈子带过很多徒弟，手把手教他们怎么蹲现场、怎么问话、怎么从一堆废纸里翻出关键证据。但他最爱的，是那个每天早上跟着他跑步、跑得气喘吁吁也咬牙不掉队的小不点。

    老符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破过多少大案，不是得过多少表彰，是有一个全世界最懂他的儿子。

    **

    那个案子分到老符手上的时候，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

    一个家庭主妇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失踪，后来有人报警，找到了尸体，也找到了凶手——凶手叫陈卫东，三十五岁，离异，独居，有双相情感障碍病史，但一直在服药，定期复查，病历上记录的状态是“病情稳定”。

    案发前一个月，他刚和同居的女友分手，女友换掉手机号，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他给她打过很多电话，在留言信箱里反复说“我不想活了”，说“活着没意思”，说“你不回来我会去死”。这些电话她压根就没回应，完全不把他的自杀威胁当一回事。

    结果，他还是自杀了，也带走了一个无辜的人。

    整个流程走完，证据链完整，从案发到结案，不到半个月。谁也没想到一个不危险但繁琐、谁都不想接的失踪案，最后破的这么容易。

    队里有人私下说，这案子是老天爷喂饭，正好落在老符手里，让他退居二线前，白捡一个结案率和破案奖金。

    可老符却在结案会议上投了反对票。

    他在所有人准备签字的时候站起来，说：“这个案子不能结。”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局长问，“你有新的证据吗？”

    老符说，“还在查。”

    支队长问，“你有新的嫌疑人吗？”

    “不知道具体是谁。”老符答，“但我怀疑现场有其他人。”

    这时候的老符，是已经“自学成才”，打字如飞，连领导都要掂量几下的“老同志”。

    所以大家都暂时停下了签字的笔，等他给出的意见。

    “我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不像一个精神病患犯病时能做出来的。”

    老符摊开现场勘查报告，用手指点着那张已经被翻过无数遍的棚户区平面图，对照着凶手的移动轨迹，又拿起遗书和桌上不同的证物照片，把所有的疑点一个一个地摆上了桌面。

    “先说绑架路线。受害者从学校门口的监控消失，到陈卫东带她进入拆迁区，中间要经过两条主干道、一个还在运营的菜市场、三个沿街店铺的摄像头。行凶者绕开了每一个摄像头。一个犯病状态下的人，做不到这种程度的路径规划。”

    “再说作案工具。分尸用的手锯、裹尸用的黑色塑料袋、捆扎用的宽胶带，全部在案发前三天内从不同的五金店和便利店购得，分散用现金采购，没有一个卖家记得买家长什么样。”老符是公认的“轴”，不把话说清楚，他觉都睡不好，“三天时间，凶手踩点选择了最适合作案的废弃民房，把工具搬进现场，开始分尸。一个躁郁发作的双相患者，在亢奋和抑郁的交替时连按时服药都需要人提醒，能这么冷静地把每一个步骤落实到细节？”

    “可他分尸分得乱七八糟，一看就是胡来。”组里的同事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地反驳，“那个分尸现场，看起来就不像个正常人干的。”

    “这也是一处异常。”老符翻出陈卫东的病例，指着其中一行，“精神科医生说他‘在抑郁期连起床都困难、在狂躁期没有自残或者伤人的先例’。”

    “那现场发现的遗书和法医鉴定的报告怎么说？”那个同事看了眼领导的表情，心领神会地继续反驳，“总不能说有人逼着他写的吧？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打斗和反抗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