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船长，给他开工资，挣了全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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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军咬着嘴唇，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行，七成就七成。但您得答应我一件事。”

    “说。”

    “别啥事都插手。海上的事，我说了算。”

    “行。”

    两人当场写了协议，一式两份，各拿一份。卓全峰把协议装好，骑车回靠山屯。一路上心里不踏实，五百变六百，六成变七成，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但他知道一件事——这年头，不贪心的人发不了财。

    回到屯里已经是下午了。胡玲玲在灶台边炖菜，大丫在给小狗崽们喂食，金子趴在她腿上吃鸡蛋黄，元宝和金豆在旁边等着，急得直叫。墨墨和砚砚两只黑的趴在狗窝里，不爱动，蔫蔫的。

    “回来了？”胡玲玲头也没抬。

    “嗯。”卓全峰把自行车靠墙放好，蹲在灶台边烤火。九月的天已经凉了，骑车跑了一百多里路，浑身冻得冰凉。

    “吃了吗？”

    “没呢。”

    胡玲玲盛了一碗炖菜，端了一碗米饭放在他面前。炖菜是大白菜炖粉条，里面放了几片肉，冒着热气，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卓全峰端起碗就吃，呼噜呼噜吃了两大碗，把碗往桌上一放。

    “我决定了，干。”

    胡玲玲没说话，把碗收了，在灶台边刷碗。卓全峰看着她的背影，腰上还缠着绷带，弯不下去，只能弓着腰洗碗，水溅了一围裙。

    “玲玲。”

    “嗯。”

    “你怨不怨我？”

    “怨你啥？”

    “怨我把家里的钱都投到海里。”

    胡玲玲转过身，把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全峰哥，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进山打猎的时候？”

    “记得。”

    “那时候家里连苞米面都吃不上，六丫饿得直哭。你说你要进山碰碰运气，我说你去吧，大不了饿死。结果你打回来一只狍子，卖了钱买了粮，全家吃了一顿饱饭。”

    卓全峰没说话。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一件事——你卓全峰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胡玲玲走过来，蹲在他面前，看着他，“六百块赔了就赔了，大不了我再跟你进山。山里饿不死人。”

    卓全峰伸手摸了摸她的脸，粗糙，干燥，颧骨上一片红，是风吹的。“玲玲，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

    “别说这些没用的。”胡玲玲站起来，“你去干你的大事，家里有我。”

    第二天，卓全峰带着六百块钱去了石砬子村。王建军在码头上等着，旁边还站着几个渔民——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都黑黝黝的，穿着蓝布褂子，头上戴着草帽，脚上穿着胶鞋。女的三十来岁，皮肤也黑，但五官周正，扎着一条花头巾，手里拿着一杆秤。

    “全峰叔，这是老张、老李、小刘，这是张大丫。”王建军挨个介绍，“他们几个都是咱村的渔民，手艺好，人也实在。”

    老张五十来岁，黑瘦，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笑露出两颗金牙。老李四十多，壮实，胳膊比卓全峰大腿还粗，嗓门大得跟打雷似的。小刘二十出头，是王建军的小舅子，瘦高个，不爱说话。张大丫三十来岁，是村里唯一的女渔民，男人出海死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打鱼为生。

    “全峰叔好。”几个人异口同声。

    “好，好。”卓全峰挨个看了看，“你们跟我干，一个月多少工钱？”

    王建军说，“老张老李小刘，一个月六十，张大丫一个月五十。出海打回来的鱼，卖了钱再分一成给大家。”

    “行。”卓全峰把六百块钱掏出来，递给王建军，“买船、买网、买设备，剩下的钱做流动资金。账目让张大丫记，她是女的，心细。”

    张大丫愣了一下，“我？”

    “对，你。你不是会用秤吗？会算账不？”

    “会，我小学毕业。”

    “行，你记账，我二丫每个月来查账。”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捕鱼队正式成立，卓全峰当队长，王建军当副队长兼船长，老张、老李、小刘、张大丫当队员。渔船买的是二手货，六百块，七成新，船头画着眼睛，船尾插着一面红旗。渔网是新买的，一百二十块，尼龙绳编的，结实，网眼大小刚好能卡住大黄鱼的头。再加上浮漂、铁链、绳索、冰柜、鱼筐、秤、雨衣、雨靴、救生衣、信号弹、指南针、海图、无线电……七七八八算下来，一千出头。

    一切准备就绪，王建军选了个好日子出海。九月初十，天刚亮，卓全峰骑车赶到石砬子村。码头上，渔船已经加满了油，渔网叠好放在船舱里，冰柜里装满了冰块。老张、老李、小刘、张大丫都穿好了雨衣雨靴，站在船边等着。

    “全峰叔，您上船吗？”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