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有他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门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病房里，灯还亮着。

    赵卫国捧着那张介绍信，捧得紧紧的，像捧着救命稻草，像捧着重新燃起的希望。

    父母围在他身边，老泪纵横，但这次是欢喜的泪。

    “卫国，”母亲摸着他的头发，“这个李大虎……是咱家的恩人。”

    父亲用力点头：“到了厂里，好好干。”

    “恩。”赵卫国抹了把脸，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我一定好好干。”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张介绍信上。

    照在“红星轧钢厂”那几个字上。

    这样的情景在另外的房间也在发生

    王建国，听力严重受损，交流都困难。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回老家放羊。天快亮时，指导员跑进来，手里挥舞着一张纸：“建国！别走！轧钢厂！治安科后勤管理员！正式工，看你这耳朵！那的治安科长是咱们部队的李大虎，你应该认识啊。”

    周一上午，轧钢厂保卫科的走廊里站满了人。

    十五个汉子，排成两排。十个站得笔直，是健全的退伍兵；五个或拄拐，或空着袖筒，或眼睛上带着墨镜——是那些伤残战友。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有的还别着褪色的领章，虽然已经退伍，但军人的烙印，刻在骨子里。

    走廊很静。只有远处车间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和这些汉子粗重的呼吸声。

    门开了。李大虎走出来。

    他今天没穿制服，就一身普通的蓝布工装，但腰杆挺得笔直。看见走廊里这些人，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不是领导接见下属那种笑，是战友重逢那种，发自内心的笑。

    “都来了？”他声音不高，但清淅，“进屋，进屋，别在外头站着。”

    他把人往办公室里让。办公室不大，一下子挤进十五个人，更显局促。但没人嫌挤，都找地方站着，或靠着墙。

    李大虎从抽屉里拿出包大前门，拆开，挨个递烟：“来，抽烟。”

    那些健全的兵接过烟，还有些拘谨。伤残的几个，手都有些抖——不是怕，是激动。

    “坐啊，都坐。”李大虎自己先拉了把椅子坐下，“站着干什么？在部队怎么坐，在这还怎么坐。”

    这话一说，气氛松了些。有几个胆子大的，找了凳子坐下。拄拐的不方便，李大虎亲自过去，帮他坐好。

    “自我介绍一下，”李大虎点了烟，吸了一口，“我叫李大虎，咱们部队出来的。现在在厂里管保卫。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但在这之前，咱们首先是战友。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生死兄弟。”

    这话说得重。几个伤残兵的眼框当时就红了。

    “来，都说说，”李大虎把烟灰缸往中间推了推，“叫什么，原来在哪个部队，现在什么情况。”

    第一个说话的是赵卫国。他拄着拐站起来，想立正，被李大虎按住了：“坐着说。”

    “报告……李科长，”赵卫国声音有些紧，“我叫赵卫国，原XX军XX师侦察连，执行任务时踩着了地雷，左腿截肢。现在……现在好了，能拄拐走路。”

    李大虎点点头，没多问伤的事，反而问：“侦察连？老班长是不是叫王铁柱？”

    赵卫国眼睛一亮：“您认识王班长？”

    “何止认识。”李大虎笑了，“新兵连时，他是我班长。后来我调走了，他还给我写过信。”

    “侦察连出来的兵，不能没人管。”

    赵卫国的眼泪掉下来了，砸在手背上，滚烫。

    接下来是孙立军。他眼睛不好，站起来时晃了一下，李大虎扶住他。

    “我叫孙立军，工兵团的。”他声音很小，“排雷时伤的，右眼没了，左眼……也不太好。”

    “工兵团？”李大虎想了想，“你们团长是不是姓张，外号‘张老虎’？”

    “您……您怎么知道？”孙立军惊讶地睁大左眼。

    “我跟他儿子是战友。”李大虎说，“他儿子叫张建国，在后勤部，跟我一批提的干。老团长每次写信，都提到你们工兵团，说你们是‘刀尖上的舞者’。你不用担心，工作职位有夜班电话值守员，仓库看守员，巡逻队内勤协管员，巡逻员你自己挑。”

    孙立军用力点头。

    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情况。健全的十个，有汽车兵，有炮兵，有通信兵。伤残的五个，除了赵卫国和孙立军，还有失去右手的李胜利，听力受损的王建国。

    神奇的是，每个人说到的部队、番号、甚至某个班长、连长，李大虎都能接上话——要么是他认识的，要么是他战友认识的，要么是他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