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而益臻完善。其制，选民间勇健者为兵，免其租庸调，平时务农，农闲训练，有事征发，事毕归农。然武德年间，天下未定，府兵多征发不休，沦为常备之军，兵农合一之制渐坏；且军府名号不一，统属混乱，调遣为难。李世民对沿袭而来的府兵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将天下各地的军府统一更名为折冲府，以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为正副长官，完善府兵的征调、训练、驻防体系。每府兵额，大者千二百人，次者千人，小者八百人，皆于农闲教习战阵，三年一大阅，由皇帝使者与州县官会同考核。实现"兵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既不耽误民生耕种，又能储备充足兵源。遇有征伐，由朝廷下符契于州县，州县传于折冲府，府兵自备粮械，按期集结，事平之后，赐勋授官，优予赏赐，使其乐于效命。

    此次改制之后，天下共设立军府六百三十四所，分布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陇右诸道，星罗棋布，控扼要冲。其中仅关中腹地——京畿及附近同州、华州、岐州、豳州等地——便设置军府二百六十一所，占据天下军府近半数，形成"举关中以临四方"的战略格局。此布局深意存焉：以京师所在的关中为核心，掌控天下最精锐的府兵，对内可震慑四方、稳定政局，使山东豪杰、江南士族不敢有异心；对外可抵御强敌、出征边塞，突厥若再来犯，旬日之间即可集结大军北上。从制度上筑牢了大唐的军事根基，为日后扫平突厥、经略西域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史臣论曰："府兵之制，至太宗而大备。关中之众，天下莫强焉。此所以有唐三百年之基也。"

    内修军政、外退强敌之后，李世民开始稳步梳理朝纲、规范礼制、定立储君，一步步稳固大唐江山。

    九月初一，退走草原的颉利可汗，为示修好之意，特意派遣使者向大唐进献良马三千匹、牛羊一万口，以此赔罪求和。突厥使者至长安，盛陈礼物于朝堂，自以为大唐新君必欣然受之。满朝文武，亦多有主受者，谓"不战而获厚利，国之福也"。

    李世民却断然拒绝了这份献礼。他端坐御座之上，神色肃然，当即告知突厥使者："金银牲畜，非大唐所求。朕所求者，唯百姓而已。汝可汗此次入侵，自泾州至高陵，所过州县，掳掠我大唐百姓几何？男女老幼，驱之北上，为奴为婢，骨肉分离，此朕之所痛心也。汝归告汝可汗，必须将此次入侵途中掳掠走的大唐百姓，尽数放归中原、归还故里，一匹马可留，一头羊可受，一人不可少！"突厥使者悚然，再拜而退。

    这一举措，远比收纳牛羊马匹更得民心。那些被掳百姓之家，闻皇帝以万乘之尊，不宝异物而宝遗民，无不感泣。及后突厥放归百姓，有自草原南归者，述说可汗闻李世民之言后，默然良久，终不敢违，遂下令各部清点所掳唐人，陆续送还。此事既彰显了大唐天子以民为本的本心，也维护了中原王朝的尊严——不以财物之多少计国力之强弱，而以百姓之存亡为社稷之轻重，让突厥再不敢轻视大唐。草原之上，自此流传"唐天子不爱宝而爱人"之说，突厥诸部心向大唐者渐多，为四年后李靖北伐、生擒颉利可汗之役，预伏了人心向背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