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李世民此举，虽不尽合孝道，却保全了双方，亦保全了大唐初年的稳定。贞观八年，李渊中风，李世民亲至榻前侍奉，尝药进膳，数月不离，或亦真情流露，非尽作伪。

    安置好内廷与太上皇，李世民日夜思索隋亡天下、乱世倾覆的根本缘由。

    大隋曾经一统南北、国力鼎盛、府库充盈、甲兵百万，何其强盛。开皇年间，隋文帝杨坚躬行节俭，积粮于仓，积帛于库，天下户口大增，府库之充溢，古今罕见。史称"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即此之时。可炀帝继位，不过十数年，便土崩瓦解、四海沸腾、社稷崩塌。天下大乱的始源，正是崤山以东的黎民暴乱，尤以瓦岗军声势最盛、根基最深、席卷最广。

    回想隋末乱世，大业七年，炀帝首征高丽，发天下之兵，聚于涿郡，民夫运粮，填咽于道，死者相枕。山东、河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于是王薄起于长白山，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天下响应。翟让、李密起于瓦岗，窦建德起于河北，杜伏威、辅公祏起于江淮，群雄并起，各据一方。瓦岗群雄崛起于草莽，起于微末、星火燎原，短短数年拥兵三十余万，横行中原、屡破隋军、席卷州县，天下州县望风归附。李密者，隋上柱国李宽之子，袭爵蒲山郡公，因参与杨玄感反隋，亡命江湖，后投奔瓦岗，以谋略夺翟让之权，自称魏公，建元永平，设行军元帅府，置左右长史、左右司马，规模制度，一仿朝廷。若非李密后来刚愎自用，杀翟让而失人心，又轻敌冒进，军心离散，更在与王世充决战于邙山之际遭单雄信临阵倒戈、惨败崩盘，致使瓦岗主力溃散、群雄分崩、各部次第归唐——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归王世充，后复归唐；李勣、魏徵据黎阳，降唐；单雄信归王世充，后败死——李唐能否顺利定鼎关中、一统天下，尚且未知，天下归属犹未可知。

    正因亲眼见证瓦岗兴亡、亲历隋末大乱，李世民心中对瓦岗诸将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

    他深知这群草莽出身的将帅，勇悍无双、能征善战、深得军心、熟稔民情，是定天下、安乱世的绝世利器，必须极致倚重。秦叔宝、程知节，皆万人敌，每从征伐，先登陷阵；李勣更是帅才，善谋而能断，兼通文武。可与此同时，他也深深忌惮这群人聚则风起、散则云涌的恐怖凝聚力。

    瓦岗一系起于百姓、成于民心，最懂如何收拢天下流民、搅动四海风云。他们之中，有人曾为盗匪，有人曾为佣保，有人曾为狱吏，皆来自社会最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亦深知如何唤起民怨、利用民力。一旦有人再起异心，便是又一场燎原大祸。且瓦岗旧部之间，情同手足，秦叔宝与程知节有刎颈之交，李勣与魏徵有知己之谊，单雄信虽死，旧恩犹在，此种凝聚力，非寻常官僚可比。

    故而李世民驭臣之道极其高明、深沉老练：

    对外极尽恩宠、厚赏高官、信任重用、荣宠加身，以厚恩结人心、以礼遇固忠诚。秦叔宝拜左武卫大将军，封翼国公；程知节拜左领军大将军，封宿国公；李勣更是历任并州都督、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出将入相，恩宠无匹。每次朝会，李世民必亲呼其字，以示亲近；每有赏赐，必逾常格，金帛山积。

    对内拆分任用、分散兵权、割裂派系，绝不令瓦岗旧部聚兵一处、结党一体，防微杜渐、杜绝尾大不掉之患。秦叔宝虽为大将军，实不典兵，多居京师为宿卫；程知节虽号将军，亦常调防各地，不使久任一隅；李勣出镇并州十六年，名为重用，实亦远之，且并州北御突厥，西防薛延陀，责任重大，不容分心内顾。三人之间，音问阻隔，不得私相往来。此种安排，恩威并施，使诸将各尽其才，又各安其分，终贞观之世，瓦岗旧部无一人敢有异志。

    为彻底勘破隋末百姓为何必反、瓦岗为何能极速坐大的乱世真谛，李世民特意单独召见时任并州都督、深谙草莽民情、亲历瓦岗崛起全过程的李勣。

    李勣自草莽中来，历隋末大乱，知民间之疾苦，识百姓之向背，又曾开仓赈济，亲历民心归附之速，正为李世民所欲咨访者。

    贞观三年秋，李勣奉召回京述职，李世民留之数日，不令即还。一日午后，特命御书房召对，屏退左右，唯留内侍二人于门外，非宣不得入。

    御书房内，沉香袅袅，秋阳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光影。李世民神色沉静，不着冕服，只穿常服，踞坐胡床，手边一卷《隋书》，翻开至《炀帝纪》。李勣跪坐于下首，身姿端正，目不斜视。君臣二人相对良久，李世民缓缓道出心中长久的疑惑，声音低沉，如自言自语：

    "隋末乱世，天下初起之时，流民草寇不过零星散勇、人数寥寥，朝廷大军弹指可灭，成不了大祸。可瓦岗一旦兴起，短短时日拥兵数十万、纵横中原、屡败王师、动摇国本。

    朕始终不解，何以百姓宁肯弃家舍业、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不惜身死族灭，也要倾覆大隋？乱世极速蔓延、天下土崩瓦解的根本缘由，究竟何在？"

    此问非虚。李世民虽亲历隋末，然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