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守、廉洁奉公。贞观年间，吏治之清，为历代所称道。大臣戴胄，执法如山，即使面对皇亲国戚也毫不退让；马周出身寒微，凭才学入仕，官至中书令，成为一代名臣。

    ——民间社会秩序稳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贞观政要》记载，当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虽或有溢美，但社会安定确为事实。百姓安居乐业，不再担惊受怕，这是战乱年代难以想象的幸福。

    ——农业生产快速恢复，经济日渐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渐足。至贞观八年，天下大稔，斗米仅三四钱，百姓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这与贞观初年"人相食，野无青草"的惨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四海之内一派升平景象，这段被后世千古称颂的治世，便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盛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二年，李世民再次与身边侍臣论及治国之道，言辞恳切地阐述自己的理念。这番对话，被史官详细记录在案，成为后世理解贞观之治思想内核的重要文献。

    他说："但凡治理天下之事，都必须抓住根本。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衣食为根本，而经营衣食的关键，在于不违背农时。想要不违背农时，就需要君主为政简约清静才能实现。如果频繁发动战争、无休止地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却还想不耽误农耕时节，怎么可能做到呢？"

    这番话，字字珠玑，道出了治国的根本逻辑。农时，是农业生产的关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环扣一环，误了农时，便是一年无收。而保证农时的前提，是百姓不被徭役、兵役所扰，能够安心在田。这就要求君主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轻启战端，不滥兴土木。

    他还进一步阐释道："想要让百姓安定、国家稳固，责任全在君主身上。君主秉持无为而治的理念，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君主贪得无厌、欲望繁多，百姓就会遭受苦难。"这是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家的民本思想巧妙结合，强调君主的自我约束对国家治理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他也深刻指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性命，如果粮食歉收绝收，那么天下百姓就无法被国家所安抚，江山社稷也就无从稳固。"这番话，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提升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体现了对农业、对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视。

    由此可见，李世民始终把让百姓安心务农、保障农时，作为实现"安人宁国"的核心内容。为此，他极力主张君主秉承道家"无为而治"的精神，坚决反对自身滋生过多私欲。而他所说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而是要求君主为政简约沉静，不轻易发动战争、不随意大兴土木，不做劳民伤财、违背农时之事。

    这种"无为"，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有为"——以君主的不妄为，换取百姓的有作为；以朝廷的简静，换取社会的活力；以统治者的自我克制，换取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让百姓能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逐步解决衣食温饱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复苏与江山的长治久安。

    也正是这一正确的治国理念，为贞观之治的盛世辉煌，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此后数十年间，贞观之治的成效不断累积，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雄厚基础。大唐帝国，在这个年轻帝王的引领下，正一步步走向它最辉煌的时代。

    回望贞观，那个从废墟中崛起的盛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繁华记忆，更是一种深刻的治国智慧：以民为本，与民休息，清静无为，方能天下大治。由此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绝对认真深入地研读过《道德经》的！并且，他也是身体力行地把以道治国的理念尽其所能地贯彻落实到治理国家中去了的，并把这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这是有史可查有证可考的！而这，或许就是贞观之治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的根本原因。

    当然，唐太宗研读《道德经》系受何人影响，由他最看重的大臣中来看，不外乎徐茂公与魏徵二人。而这两人，皆是道士出身！或许，由于徐茂公常年在外，不太可能详细地给他讲解《道德经》，唐太宗研读《道德经》，还多半是由他自己去参悟的！故而史载，魏徵等人编修??《群书治要》也节录??《老子》供太宗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