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即便如此，王嘉对“春秋时‘义死’与‘枉死’的界限”仍有疑虑，最终还是决定去请教左丘明先生。他捧着典籍，轻步走进先生的书房，见先生正对着一卷《春秋》批注，便躬身将疑惑一一说明。左丘明放下笔，取过案上的铜爵，斟了半盏酒，缓缓道：“你看‘里克杀奚齐、卓子’，里克以为是‘诛乱臣’，可后人却评他‘弑君’，这‘义’与‘枉’，本就随时代语境而变。但有一点不变——凡为己私而死，多为‘枉死’；为家国、为信念而死，即便当时有争议，后世也多称‘义’。”先生又引他到窗前，指着院中老槐树：“你看这树，春生秋落，是自然之理；人之一生，有生有死，也是天道。古人研究生死，不只是记其事，更是要明其理——明生死之理，方能知如何生、如何死。”

    听了先生的教诲，王嘉茅塞顿开，可他仍未停下求索的脚步。第二日，他便循着典籍记载，去了城外一处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遗址——那是先前师哥提过的“孟孙氏墓”，墓中出土的礼器与简牍，正与《礼记》中“士丧礼”的记载相合。他蹲在墓坑旁，看着那些锈蚀的铜鼎、残缺的玉璧，忽然明白：古人的生死观，不只是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更是融在丧葬仪轨、器物摆放中的实践。

    就这样，王嘉一边继续翻阅典籍补充论据，一边与师哥师姐辨析分歧，再结合实地考察的见闻，先前那几处疑难问题，竟在七日后尽数解开。当他将整理好的“春秋战国生死观辨析”素帛呈给左丘明先生时，先生看着帛上条理清晰的分类、旁征博引的注解，笑着拍了拍他的肩：“求知之路，贵在‘勤标记、善请教、肯实证’，你都做到了。只是记住，生死之学无穷尽，今日解了这些惑，明日或许还有新的疑问——保持这份心，才算真正走在求知的路上。”王嘉望着先生眼中的期许，郑重地点了点头，将这番话与那些典籍一同，深深记在了心里。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成公第十一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成公第十一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成公第十一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成公执政鲁国第十一个年的时候，和他执政鲁国先前其他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饶有趣味又引人深思的事情。

    鲁成公十一年，周历三月，东风渐暖，吹绿了曲阜城外的汶水两岸。历经两月往返，鲁成公终于从晋国都城绛邑归来——车驾驶入鲁都时，百姓自发夹道相迎，见君主身着玄端礼服，虽面带旅途疲惫，却神色沉稳，悬着的心方才放下。随行的大夫们捧着晋国赐予的青铜礼器，步履规整地跟在车后，这是晋鲁两国延续盟好的信物，也是成公此行“巩固邦交、求安于晋”的成果。入城当日，成公便在太庙举行祭告仪式，将此行经过奏报先祖，青铜礼器陈列于太庙东序，昭示鲁国与霸主晋国的盟约仍在存续。

    未及半月，晋国使臣郤犫便带着使团抵达鲁国，为的是履行盟约后续，正式与鲁国订立新的友好之约。郤犫乃晋国公室重臣，素有“能言善辩、熟知诸侯礼仪”之名，鲁国君臣不敢怠慢，以“上卿之礼”相待。入城那日，鲁国派上大夫叔孙侨如出城远迎，双方在城外驿馆稍作寒暄，便一同前往曲阜城内的朝殿。己丑之日，朝殿内钟鼓齐鸣，礼官手持盟书，先以朱砂书写双方誓约，再由成公与郤犫分别执牛耳、歃血为盟，盟书一式两份，一份由郤犫带回晋国呈给厉公，一份存入鲁国太庙，作为两国“互不侵犯、遇事相援”的凭证。盟约订立后”，成公一一应和，席间氛围庄重而融洽，尽显大国邦交的礼仪与分寸。

    转眼入夏，曲阜城内的梧桐叶已长得浓密如盖。按照盟约约定，鲁国需派重臣回访晋国，以答郤犫聘问之礼。此次出使的重任，落在了正卿季孙行父肩上。季孙行父素有贤名，执掌鲁国国政多年，既懂外交辞令，又熟知晋国朝堂局势，是出使的不二人选。临行前，成公在太庙召见季孙行父，亲手将国书与礼品交予他——国书以竹简书写，言辞恳切，重申鲁晋盟好之意；礼品则是鲁国特产的曲阜绢帛与泰山玉磬，皆是晋国贵族喜爱之物。季孙行父率领使团启程那日，成公亲自送至城外汶水岸边，嘱咐道：“晋强而楚逼，此行务必谨守礼仪，维系好两国关系，为鲁国求一份安稳。”季孙行父躬身应诺，随后登上渡船，使团船只顺汶水北上，一路经卫国、过黄河，历经二十余日，方才抵达晋国绛邑，开启了鲁国的回访之旅。

    秋风起时，曲阜城外的庄稼渐渐成熟，金黄的麦浪在风中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