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演进，契约制度覆盖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对经济的管控，也让民间商业规则、契约精神深度扎根，成为中国古代合同与企业制度发展的最后鼎盛时期，其成熟的商事组织形态、契约规范、经营管理模式，也为近现代中国合同法律体系与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本土制度根基与文化传承。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合同条款订立与企业划分和制度领域，便已奠定了西方商事制度与契约精神的核心根基，形成了区别于东方文明、极具法治与私法色彩的发展雏形。

    古希腊城邦时代，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以雅典、科林斯为代表的商贸城邦，率先构建起成熟的商事契约规则与早期商事主体形态。各城邦依托海洋贸易，催生了大量从事商品贩运、手工业生产、海外商贸的个体商户、合伙作坊，形成了最早的私营商事主体，同时出现了服务于贸易的船运、借贷、中介等专业化经营群体，初步形成了按经营业态划分的商事主体格局。合同契约以口头契约与书面契约并行，针对货物买卖、海上借贷、船舶租赁、合伙贸易等不同商业活动，形成了差异化的契约条款，明确双方权责、交易标的、违约赔偿，且将契约约定纳入城邦法律体系，雅典公民大会与陪审法庭会依据契约裁决商业纠纷，保障缔约双方权益。《荷马史诗》《理想国》中记录了大量城邦商贸交易、契约约定的场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对商事经营、契约公平性展开论述，确立了自愿缔约、权责对等、诚信履约的早期契约理念，成为西方合同制度的思想源头。

    古罗马时期则将合同与商事制度推向奴隶制时代的顶峰，构建起西方最早的系统化私法契约体系与商事组织规则。罗马共和国至罗马帝国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官营手工作坊、私营商贸商号、合伙经营团体、海外贸易商行等商事主体类型愈发丰富，按经营性质、出资形式完成了早期企业划分，家族商事联合体、合伙商号成为主流经营形式，具备了朴素的企业权责划分规则。在合同订立领域，《十二铜表法》率先以成文法形式确立契约的法律效力，后续《查士丁尼法典》《法学阶梯》《学说汇纂》等罗马法典籍，更是系统完善了契约制度，将契约分为要式契约、略式契约、口头契约、书面契约、诺成契约、实践契约等诸多类型，条款覆盖买卖、租赁、借贷、合伙、委托、承揽等全部经济活动，对契约的成立、生效、履行、变更、违约追责作出详尽规定，构建起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合同法律框架。同时，罗马帝国设立专门商事管理官职，规范市场交易与商事主体经营，其成熟的契约制度与商事组织规则，成为后世欧洲大陆法系合同制度、企业制度的直接渊源。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社会陷入教权与王权共治的封建割据时代，古希腊古罗马繁荣的商品经济遭受重创，合同与商事企业制度也随之进入曲折发展、缓慢转型的阶段，呈现出庄园经济主导、行会制度兴起、宗教规则约束的鲜明特征。

    中世纪初期，战乱频繁、城邦衰落，大一统商业市场瓦解，庄园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主体，封建领主掌控土地与生产资料，农奴、佃农依附于领主庄园，此时的商事主体以封建庄园、教会地产为核心，民间私营商业极度萎缩。合同契约主要以土地租佃契约、劳务依附契约为主，多用于领主与农奴、佃农之间的权责约定，条款带有强烈的封建人身依附色彩，契约履行依靠封建等级权威与地方习俗维系，古罗马时期完备的法律契约体系近乎废弃。

    中世纪中后期，城市重新兴起，商品经济逐步复苏，手工业与商贸活动重回正轨，手工业行会、商人行会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商事组织，也开启了欧洲中世纪特色的企业划分与管理制度。行会按行业细分，涵盖纺织、铁匠、面包、皮革、商贸等诸多领域，严格规范行业准入、生产标准、商品定价、学徒制度、经营规模，行会成员需签订入会契约、经营契约，遵守行规行约，形成了封闭性、垄断性的行业经营体系。同时，城市中的手工作坊、商铺、商人团体等商事主体逐步规范化，按行业、规模形成清晰划分，合伙经营、家族商号依旧是主流私营商事形态，部分城市还出现了早期的商业公会、贸易联盟。

    这一时期的合同条款订立，在承袭古罗马契约理念的基础上，融入了封建法律与宗教教义，教会法对契约诚信、公平交易作出严格约束，禁止欺诈、高利贷等行为。民间商事契约以书面文书为主，条款逐步规范，涵盖买卖、租赁、雇佣、合伙、借贷等领域，城市法庭、行会法庭会依据契约与行规裁决商事纠纷。《萨利克法典》《萨克森法典》等封建法典，以及教会法典籍、城市法令中，均留存了大量契约规则与商事管理规定。尽管中世纪欧洲的合同与企业制度远不如古罗马时期成熟，且受封建割据、宗教管控双重约束，但行会制度的兴起、城市商事契约的复苏，依旧传承了西方契约精神内核，完善了行业自治与商事主体管理模式，为文艺复兴后欧洲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现代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