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中原五代相继而立，前后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君主多由藩镇将帅夺权上位，重军功而轻文治，重武力管控而轻制度约束，传统御史台监察架构虽名义上仍旧保留，却大多形同虚设、职权旁落。监察官员难以独立行使弹劾纠举之权，往往受制于权臣藩镇，不敢弹劾勋贵武将，更无力整肃军中贪腐与地方吏治，朝堂之上法度松弛、赏罚无序，监察制度失去固有的权威性与约束力。相关官制流变与监察废置情形，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五代会要》中均有明确记载，如实记录了这一时期监察体系衰败失序的历史实况。

    而在南北十国割据政权之中，各国疆域狭小、自保求存，国情各异、治制参差，纠察监督呈现出散乱多元、各自为政的状态。江南吴越、南唐等政权偏安一隅，尚能局部承袭隋唐监察旧制，保留御史与谏官建制，适度整肃境内吏治、安抚民生，依托礼法约束官吏行为，维持一方相对安稳的治理秩序；而地处中原边缘的割据小国，大多军政府色彩浓厚，以军法代替国法，以将帅意志取代监察规制，专职监察官职或裁撤、或闲置，官吏任免赏罚全凭当权者个人好恶，贪腐横行、吏治荒废，民间疾苦无人过问，监察制衡功能近乎完全丧失。

    这一乱世阶段，门阀士族彻底衰落，武人集团掌控军政大权，原有自上而下的层级监察网络彻底断裂，中央无力约束藩镇，地方官吏肆意妄为，上计考课、巡按巡察等传统监督制度尽数废弃。太平盛世所奉行的依规监察、以德考绩、以律惩贪的治理模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军权凌驾监察、人情凌驾法度的混乱格局。唯有少数有识君臣仍坚守治道本心，秉持监察自省、纳谏纠错的传统理念，一些文人着述如《北梦琐言》《容斋随笔》相关篇目，也从史论角度反思五代监察废弛、吏治败坏的深层缘由，针砭时弊、总结得失。

    与此同时，民间清议、乡评舆论依旧坚守底层监督底线，百姓以口碑评判官吏善恶，以世道人心评判朝政得失，史官亦坚守直笔传统，如实记录乱世政权更迭、官吏贪廉与制度兴废，为后世王朝复盘五代乱象、重整监察体系、重构纠察监督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镜鉴与宝贵的治理教训。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结束了五代十国四分五裂、武人乱政的动荡格局，多民族政权并立共存，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彼此交流、相互借鉴，中国古代纠察监督制度在承袭隋唐旧制的基础上再度革新发展、兼容并蓄，既延续了华夏传统监察礼法，又融入了少数民族政权特有的治理模式，形成多制并存、相互借鉴、体系细化、权责更密的全新监察格局，各类典章史籍亦对这一时期监察建制、官制沿革与治政得失多有载录。

    两宋立国之初，吸取五代藩镇割据、监察废弛的历史教训，极力崇文抑武、强化中央集权，对纠察监督制度进行深度重构与精细完善。宋代沿袭唐制保留御史台，又独创谏院建制，使御史主弹劾百官、谏官主规谏君过，台谏合一、相互联动，形成空前强大的监察制衡力量。中央层面设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分掌朝堂风纪、官吏纠劾、司法监察与政务评议；地方则设立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安抚使、提举常平司等监司官，层层巡察州县，督查官吏履职、审核赋税钱粮、监察刑狱冤案、整肃地方豪强，构建起覆盖州县、层层设防的地方监察网络。宋代还完善官吏考课制度与监察回避制度，严控权贵徇私、官员结党，监察职权之广、制度之细，远超前代。

    与两宋并立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经略北方的过程中，主动吸纳中原汉制监察文明，同时保留本民族传统监督习俗，形成蕃汉二元并行的监察模式。辽国南北面官制度下，既沿用中原御史台建制监察汉官吏治，又设部族官、巡检官监督部落贵族与地方军政，兼顾游牧部族治理与州县汉地管控；西夏参照唐宋官制设立御史、谏官，整肃朝堂吏治与宗室权贵，以律法约束官吏行为；金国仿宋改制，设立御史台与按察司，中央纠察朝臣、地方巡行州县，严厉打击贪腐渎职与豪门干政，汉化程度最深，监察制度也最为完备。《辽史》《金史》《西夏书事》等史料，详实留存了少数民族政权吸纳中原监察制度、本土化改造演变的历史轨迹。

    及至元朝大一统时代，疆域空前辽阔，民族成分繁杂，治理格局更为宏大，纠察监督制度在整合辽金宋旧制之上再度扩容改制。元朝废除传统三省架构，以中书省总揽行政，独留御史台作为独立最高监察机构，地位与中书省、枢密院鼎足而立，权势极重；又创设行御史台与诸道肃政廉访司，从中央到地方构建起多层级、跨地域的垂直监察体系，巡察范围覆盖全国各行省，负责纠劾官吏贪廉、核查钱粮出纳、监管驿站军务、体察民间疾苦。元朝监察既管控汉地州县官吏，也约束蒙古贵族、色目权贵，试图以监察制衡特权阶层、稳固大一统统治。

    纵观整个辽宋夏金元时期，纠察监督制度既有中原王朝一脉相承的礼法根基与制度传承，又有多民族文明交融带来的创新变革；既强化了中央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