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米库林设计局那款全新的双转子发动机，研发一时半会没有明确的进展。

    陈天宇干脆地将完善YE—3飞控的任务交给了以陆小鹏和几位苏联飞控专家为首的小组，自己则把工作重心，彻底转移到了米库林设计局。

    来到设计局后，在初步交流了一下后，亚历山大就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低压压气机和高压压气机，它们的最佳工作转速区间不同。

    在设计中，我们很难让它们同时处在最高效率点。

    尤其是在跨音速和高空环境下，高压压气机很容易失速，引发整个发动机的喘振。”

    这是一个典型的初代双转子发动机设计难题。

    陈天宇凝视着图纸上那几级紧密排列的压气机叶片，大脑飞速运转，识海中的数据库被迅速调取、分析、重组。

    “米库林同志，”他沉思了片刻，拿起一支铅笔，在旁边的草稿纸上画了起来。

    “我还是坚持我之前提过的观点，在高压压气机的前几级，增加可调节的进口导流叶片！”

    陈天宇一边画一边解释：“在低转速时，让叶片角度大一些，增加进气量，防止后面堵塞。

    在高转速时，再把角度调小，适应高速气流，保证压气机稳定工作。

    这样，高压部分就有了更大的适应范围，可以更好地与低压部分匹配。”

    可调导流叶片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在如此紧凑的轴流式压气机上应用，并以此来协调双转子的匹配问题，这个思路非常新颖，也非常大胆。

    “我们考虑过增加机械调节机构，但这样一套复杂的机械调节机构会大幅增加发动机的重量和故障率。

    这对于追求轻量化的战斗机发动机来说，是致命的。

    “不一定。”

    陈天宇立刻反驳，他的思维已经进入了高速运转的状态。

    “我们可以简化它！

    不需要全程无级可调。或许只需要两个或者三个缺省档位，分别映射起飞、亚音速巡航和超音速冲刺三种工况。

    执行机构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液压或者机械连杆。

    这样增加的重量，完全可以从发动机性能的提升中弥补回来。”

    他随即又在图纸上勾勒出另一处细节：“另外，在低压和高压压气机之间，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个放气活门。

    当转速不匹配，中间压力过高时，就自动打开，放掉一部分气体，避免高压部分噎住”。

    这部分气体可以引导到机身外，甚至————甚至可以用来给机尾的关键部位降温。”

    陈天宇的话，让整个设计室陷入了寂静。

    他提出的几个方案，环环相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思路。

    这些思路，有的在理论上存在，但从未有人想过将它们如此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应用在一款全新的发动机上。

    亚历山大死死地盯着陈天宇画的草图，眼神从最初的审视变成了惊讶。

    他发现，陈天宇的理论基础似乎并不如他们这些浸淫此道几十年的专家深厚，他引用的很多数据都来自对VK—1和VK—2的分析。

    然而，只要自己提出一个具体的理论瓶颈，陈天宇就能立刻消化吸收，并举一反三，给出一个甚至几个极具创造性的工程解决方案。

    这个年轻人，简直就是个为解决问题而生的天才！

    “把他留下来！”

    一个强烈的念头在亚历山大心中升起。

    “必须把他正式吸收到我们的设计团队里来！”

    与此同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份关于陈天宇的详细背景调查报告，正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

    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效率极高。

    随着陈天宇在多个内核项目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他的关注级别也随之提升。

    报告的内容非常详尽。

    陈氏家族在香港的商业版图，与欧美各国的贸易往来，乃至大哥陈天河近期频繁与苏联外贸部门接触，商谈扩大东南亚橡胶和轻工业品进口的事宜，都记录在案。

    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中关于陈天宇与华夏合作模式的那一部分。

    情报人员通过华夏内部的亲苏渠道，清淅地还原了事件的始末：

    陈天宇最初打算以家族名义与华夏官方合资建厂，共同开发飞机。

    但因当时的政策限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陈天宇并未因此放弃，而是将原计划用于投资的数百万美元巨款，悉数无偿捐献给了华夏的航空工业。

    “一个出身于顶级资本家家庭的年轻人，却有着如此纯粹的报国之心————这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