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钱。

    將人头税、田税等诸多主要税收加起来，按照两成左右计算，那就是两千四百万钱。

    即便再加上商税等杂税，税收最多也不可能超过四千万钱。

    在这个时代，商业经济基本是不可能超过农业经济的。

    哪怕是在古代商业顶峰的宋朝时期，农业產生的经济总量依旧远远高於商业，占据绝对主导。

    后世有些人认为宋朝极度富足，並將所谓的商税为主作为证据，即农业税占比三成、工商税占比七成，实际上是將税收与经济总量错位掛鉤了。

    税收反映的不是经济產出，而是政府財政汲取的重点。

    稍微分析一下就清楚这其中的区別了。

    所谓的工商税中，真正市场商税的占比不到两成，哪怕加上市舶司收入和其他杂税等，也不过三成，换算下来也就占总税收的两成左右，依旧比不上纯粹的农税。

    而工商税中剩下的大头是什么？朝廷垄断的专卖收入。

    这才是税收的主力，占据了总税收的近半数。

    什么是专卖？

    说白了，就是盐、酒、茶等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只能由官府授权高价售卖，牟取暴利。仅盐税占比就达到了总税收的近三成。

    这种垄断性剥削，其实就是变相的人头税。

    农税不好收，因为耕地、田產是可以虚报隱瞒，而且不便统计，费时费力。

    换个方式，从消费上下手，就轻鬆多了。

    人总不能不吃盐吧，酒和茶也是社交、祭祀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所谓的商税超过农税，其实只是个文字游戏罢了，也根本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生產力情况。

    四千万钱看似不少，但是日后隨著刘璋的地盘扩大，其中至少半数是要上缴郡里的。

    毕竟一郡事务更加繁杂，军队支出的大头也在郡里。

    所以理想状態下，南安县每年能够支取的税收，也就两千万钱，这是条红线。

    即便刘璋能够通过魂幡开掛提高粮產，但同样也要考虑收税过程中的损耗、官吏的腐败等问题，以两千万钱计算相对合理。

    而如今南安县的常態支出，已经快要逼近这个数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