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杨远清一家人知情不报的事实。

    如果报警这个动作也算价码，那杨帆的报复也太轻了。

    所以，杨远清急于甩锅给杨帆的举动，有点过于着急了。

    审讯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周队长没有急着下结论，只是将所有材料整理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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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情况，我们会核实，这段时间保持手机畅通，不要离开京都，以便我们随时了解情况。”

    杨远清点点头，不再多言。

    半个小时后，另一间问话室。

    薛玲荣的状态比昨晚更差。

    她坐在金属椅子上，眼下的青黑厚得像抹不开的墨。

    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筋骨，只剩一副勉强撑着的空壳。

    负责问话的是两名女刑警，语气相对温和。

    “薛女士，放松一点。请你再回忆一下，关于你报警这件事，有没有什么人给过你暗示，或者……压力？”

    薛玲荣猛地摇头，“没有！没有人！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想知道真相！”

    “那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或者你察觉到有什么异常吗？”

    “我现在基本上一个人住，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去医院探视，才无意中得知这个消息，所以我才想报警。”

    两名女刑警对视了一眼，显然并不相信薛玲荣这番说辞。

    于是，女刑警换了个话题：“你丈夫杨远清向警方提供了一份证据。”

    “你在报警前夜，给他发了多条短信，内容涉及杨帆先生对你进行威胁，这些短信内容是否属实？”

    薛玲荣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短信……是我发的。”她的声音很低。

    “内容是否属实？杨帆是否真的通过胁迫你，以杨旭的安全为筹码，逼迫你报警，或者实名举报杨远清先生？”

    薛玲荣慌乱地摆手否认：“那是我胡说的！是我编的！我当时……当时快疯了！”

    “杨旭在美国出事了，欠了那么多钱，要坐牢，我联系不上远清，我走投无路！我想逼他出来，逼他救儿子！我才胡乱扯上杨帆的！”

    “凭杨帆现在的身份，怎么可能会跟我联系？那些短信都是我情急之下乱写的，不能当真！都是我胡言乱语！”

    她急切地否认着，仿佛那些短信是烫手的山芋，必须立刻甩掉。

    “所以，你和杨帆之间，近期没有任何联系？没有通过电话？他没有给过你任何承诺或威胁？”年轻干警追问。

    “没有！绝对没有！”薛玲荣斩钉截铁，“报警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我觉得老爷子昏迷得不明不白，我不能昧着良心！”

    “那么，在你看来，谁最有可能对杨守业先生下毒？杨远清先生，还是杨帆先生，或者其他人？”女刑警问出了关键问题。

    薛玲荣沉默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良久，才开口，“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清楚。老爷子的事，我平时不怎么过问的……”

    她选择了撇清。

    既不指认丈夫，也不附和对杨帆的指控，甚至否认了自己报警的“受迫性”，将一切归咎于自己作为儿媳的“良心发现”和救子心切下的疯狂。

    这番说辞，与她发给杨远清的那些充满指向性的短信截然相反，漏洞百出，情绪化严重。

    在经验丰富的刑警听来，这样的证词可信度很低。

    更像是一个精神濒临崩溃的女人在极度压力下的混乱之言，无法作为指证任何人的可靠依据。

    两间询问室，两个关键人物，两种截然不同的说辞：

    一边是冷静剖析、直指海外的杨远清。

    一边是情绪崩溃、全盘否认的薛玲荣。

    而在市局指挥中心，负责协调的领导和几个组长看着初步的问话笔录，眉头紧锁。

    “杨远清说的四点，私仇和商业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属于动机范畴，没有直接证据。”

    “短信是薛玲荣发的，但薛玲荣本人全盘否认其真实性，说是救子心切的胡话。”一位组长总结道。

    “薛玲荣的证词情绪化严重，前后矛盾，可信度存疑。她否认与杨帆的联系，但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过接触。”另一位补充。

    “杨帆是知名企业家，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不可能轻易启动对他的调查，那影响太大。”

    “而且，从作案条件看，杨帆一个月前就出国了，远程投毒的难度和风险都极高。”刑侦支队长敲着桌子。

    “目前的重点，还是杨远清。他有动机，有条件，有可以隐瞒不报，有急于攀咬的异常行为。”

    “薛玲荣的报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