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选的位置很讲究。

    背对窗户，面朝门口。

    下午的阳光从她身后打进来，会在来人推门的第一时间形成逆光，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她的轮廓，会被光线勾勒得格外清晰。

    这是白宫西翼，沿用了几十年的谈判站位。

    尼克松用过，基辛格用过。每一个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一手光无声地压迫一回。

    但杨帆进门时，顺手按下了门边的电动窗帘开关。

    她眼眶下的青黑色、唇角脱落的唇膏、袖口那块洗过，但没洗干净的咖啡渍……全都暴露无遗。

    她微微眯了一下眼，像是被杨帆不按套路出牌的举动晃了一瞬。

    “杨先生。”但她很快调整表情，伸出手，“感谢你愿意抽出时间。”

    杨帆握住那只手。

    “幕僚长女士，”杨帆松手，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你说反了。”

    “不是你感谢我抽出时间，”杨帆靠在椅背上，“是我应该谢谢你——终于抽出了时间。”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之前不来找我，不是不想来，是用不着来。现在你来了，不是你想来，是不得不过来了。

    这个停顿，比职业政客正常的反应要长了半秒。

    而在谈判心理学里，这半秒有一个专门的定义，叫“认知失调窗口期”。

    当一个人听到的话，与她的预设框架发生冲撞时，大脑需要额外的时间，来重组应对策略。

    她坐下了。

    “杨先生，你还是跟上次一样，一如既往的犀利。”

    “倒是你，比上次见面要疲倦了。”杨帆说。

    他没有用“疲惫”，用的是“疲倦”。

    两个词的区别在于：疲惫是生理状态，疲倦是心理状态。

    她的粉底可以盖住黑眼圈。

    但盖不住一个人，连续七十二小时目睹自己构建的权力大厦，一寸寸开裂时。

    眼睛里那个，怎么都擦不掉的“倦”字。

    她翻开桌上的一份文件夹，看向第一页，直接开始读了起来：

    “1996年《经济间谍法》第1832条——任何人意图将商业秘密转化为，除其所有者之外的经济利益，明知该行为将伤害商业秘密所有者，且该商业用于州际或对外贸易的产品有关，或包含于该产品中——处五十万美元以下罚金，或十五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处。”

    读完之后她停下来，看向杨帆。

    “去年十二月，司法部对一家台湾半导体企业的两名工程师，提起诉讼，依据就是这一条。那两个工程师，正在联邦监狱里等着判刑，预期——十二年。”

    她把文件夹翻到第二页：

    “199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总统有权，在美国面临来自全部或部分美国境外的不寻常且异常威胁时，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冻结资产、禁止交易、限制进出口。”

    她抬起眼睛，再次看向杨帆。

    “上月，财政部根据该法，冻结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全部在美资产。冻结令从签署到执行，全程十九小时。”

    第三页：

    “1917年《与敌贸易法》——在美国与他国交战期间，总统有权监管或禁止与敌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全部贸易往来。该法在1933年、1941年、1977年和2001年分别被援引。”

    第四页：

    “《爱国者法案》第215条——联邦调查局可向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申请命令，要求任何个人或实体，交出‘与授权调查相关的任何有形物品’，包括账簿、记录、文件及其他物品。”

    她把四页纸全部翻开，并排铺在桌面上。

    四页纸，四条法律，四个年份——1996、1997、1917、2001。

    跨越八十五年的四个法条，铺在一张华盛顿酒店的圆桌上。

    “这四条法律，”

    她说得很慢，意图让杨帆听得清楚。

    “——可以被总统在一个电话里同时激活。”

    她不再说话了。

    许是被杨帆一开始的态度刺激到，她一上来直接就扔出了底牌。

    什么六十天法案、出口管制、商务部调查……那些是纸牌。

    纸牌可以被打回来，可以被撕碎，可以被扔进碎纸机里搅成浆。

    但法律不是纸牌——法律就是牌桌。

    如果牌桌被掀翻，握什么好牌都没用。

    “凯伦女士，”他拿起第一页，手指点在1832条上，“这段时间为了给扬帆科技定罪，没少费功夫吧。”

    “这份《经济间谍法》需要一个前提：原告必须证明自己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