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呼啸。

    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我生活了十九年的村子，在烟尘中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山的褶皱里。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也知道，我再也不用回去了。

    ——

    我们先去了金陵，后来又去了首都。

    首都比我想象的大。

    第一次站在高楼大厦面前，仰着头看，脖子都酸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原来楼可以这么高，高到把天都遮住了。

    原来马路可以这么宽，宽到能并排跑好几辆汽车。

    原来城市里晚上也是亮的，霓虹灯把夜空染成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一盒颜料。

    杨帆带我们去了出租屋。

    很小，但干净，有床，有被子，有能锁的门。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

    水流过身上那些旧伤疤的时候，我蹲在淋浴间里，哭了很久。

    我第一次觉得，那些伤疤，不再是耻辱的印记，而是——活下来的勋章。

    可开心之后，是浓浓的自卑。

    我识的字不多。

    甚至不会说普通话，不会用电脑，不会坐公交车。

    我和三宝，在这个城市里，像两只误闯人间的大猩猩，笨拙，可笑，多余。

    我们是杨帆的累赘。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口，白天黑夜地疼。

    杨帆很忙，他要上课，要写代码，要管公司。

    但他每天晚上都会回来，给我们带吃的，教我们识字，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

    我和三宝上了夜校，没日没夜地学。

    白天，我们偷偷在出租屋附近的小作坊里打零工，我缝扣子，三宝搬货。

    晚上，我们去夜校，从最基础的拼音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我学得比三宝快。

    因为我害怕。

    害怕再次被丢下，害怕再次成为累赘。

    害怕再次回到那个，除了挨打和哭泣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杨帆说：“巧儿，你不用急，慢慢来。”

    我说：“我慢了，就追不上你了。”

    他看着我，很久没说话。

    然后，他摸了摸我的头。

    像很多年前我塞给他红薯时，他透过窗缝看我的那个眼神。

    ——

    改变我们命运的，是军训结束后那段时间。

    那年秋天，杨帆说要收学校军训服，卖给农民工。

    他说城里打工的人需要便宜耐穿的衣服，学生军训完衣服就扔了，这是浪费，也是商机。

    我和三宝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

    学校的人负责收集，三宝负责运输。

    他考了驾照，开了一辆面包车，顶着大太阳，一趟一趟地跑。

    我则带着夜校的女工，在租来的仓库里清洗、分类、修补，然后打包售卖。

    那些衣服上有汗味，有泥点，但我们一点儿都不嫌脏。

    我洗得很认真，像在洗自己的过去。

    一个月。

    就一个月的时间。

    当杨帆把一沓钱放在我们面前，说“这是我们两个人应得的，一共十六万“的时候，我和三宝愣住了。

    十六万。

    两万块就能买下我一条命，十六万，能买我八条命。

    可这不是买命的钱。

    这是我们自己挣的钱。

    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是三宝一车一车拉出来的，是那些夜校女工在昏暗灯光下洗出来的。

    我捧着那沓钱，手在抖，眼泪掉在钱上。

    三宝更夸张，他跑到厕所里，关上门，哭了十分钟。

    出来后眼睛红肿，却笑着说：“巧儿，咱们有钱了。”

    “嗯，”我说，“咱们有钱了。”

    “咱们不是累赘了。”

    “嗯，”我用力点头，“咱们不是累赘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觉得自己是累赘。

    我是有用的人，我帮到了杨帆。

    ——

    后来，我们联合夜校下岗职工，成立了线下推广团队。

    帮E职通跑小区，跑企业，跑每一个需要兼职信息的角落。

    我和三宝，带着一群人，挤地铁，睡地下室，吃泡面，但眼睛里都有光。

    紧接着，同城帮在全国拓展，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啃。

    再后来，淘宝网的线下驿站，售后网点，物流中转……

    我和三宝，从大字不识的山区孩子，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管理者。

    我能看财务报表了，能开会了，能带着几百人的团队了。

    三宝能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