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四个字开始，我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少爷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陈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以为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仗越打越近，老百姓没了活路，四处逃难。

    这一天，杨老爷喊来了三个儿子。

    他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一个一个看过去，看了很久。

    然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逃生。

    老大杨守业磕了三个头：“爹，咱们一起走。”

    杨老爷摆了摆手：“咱家的根在这儿，得有人守着。”

    杨家三个儿子，老二带着一群人逃往香港，老三加入了抗战队伍。

    其余的人跟着老大杨守业，他没有像弟弟们那样逃走，而是选了金陵。

    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

    一九三七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之后，金陵城十室九空，元气大伤。

    多数人都往南逃、往西逃、往没有战火的地方逃。

    往金陵去的，少之又少。

    可杨守业说：“越是没人去的地方，越有机会。”

    他带着从杨家分来的钱，还有十几个愿意跟着的长工，我们坐船沿长江而下。

    江面上时常漂着浮尸，白的，胀的，顺着水流往下游去。

    没人说话，都沉默地看着。

    ——

    到了金陵，城里的景象比听说的更惨。

    街道两旁很多房子都空了，窗户黑洞洞的，像没了眼珠的眼眶。

    街上行人寥寥，偶尔有一两个，也都低着头，走得很快。

    杨守业用带出来的钱置办了几间铺面，还有一间倒闭的小纺织厂厂房。

    厂房很破，屋顶漏雨，墙皮剥落，但地方够大。

    他说：“就先在这儿落脚。”

    那几年，我们什么都干：贩布、转手百货、倒腾粮食……

    只要能换口吃的，只要能活下去。

    杨守业带着我们白天在外头跑，晚上回到厂房打地铺睡。

    吃的是糙米稀粥就咸菜疙瘩，有时连咸菜都没有。

    可没人抱怨。

    能活着，有地方睡，有口热饭吃，已经很好了。

    老孙头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到金陵第二年就病了。

    咳，整夜整夜地咳，后来咳出血。

    临死前，他把我叫到床边，从怀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塞进我手里。

    “福子，”他唤我，“这把钥匙……是老宅大门的。”

    “你收好，万一……万一哪天能回去，替我去看看那棵槐树……还在不在。”

    我攥着钥匙，点头。

    老孙头走了，埋在金陵城外的乱坟岗。

    没有棺材，只用草席裹了。

    我给他磕了三个头，那天风很大，卷起黄土，迷了眼睛。

    ——

    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了。

    消息传来那天，金陵城炸开了锅。

    街上挤满了人，哭的，笑的，喊的，叫的。

    杨守业站在厂房门口，望着外面，看了很久。

    然后转身进屋，关上门，一个人待了一下午。

    晚上出来时，眼睛是红的。

    他说：“准备准备，咱们得把厂子正经办起来。”

    那个破厂房被我们收拾出来，开始生产最简单的棉纱。

    杨守业有头脑，又肯吃苦，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一九四九年，解放了。

    杨守业结了婚，女方是城里教书先生的女儿，知书达理，人也和善。

    第二年，生了个男孩，取名杨远清。

    日子好像真的有了盼头。

    一九五一年，杨守业把纺织厂改成了风扇厂，生产吊扇。

    那时候电力还不普及，但一些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已经开始用电。

    我们的风扇虽然糙，却结实耐用，价格也便宜，慢慢打开了销路。

    一九五三年，杨守业去了趟京都，回来时眼睛发亮。

    他说京都那边机会更多，要在那边也开铺子。

    一边卖风扇，一边修收音机、自行车，什么活儿都接。

    我跟他说：“大少爷，我跟你去。”

    他看看我，拍了拍我的肩膀：“成。”

    那些年，我们像蚂蚁搬家，一点一点往前拱。

    从金陵搬到京都，从几间铺子到一个小厂，再到更大的厂。

    从电风扇到电子手表，从收音机到电视机。

    杨家慢慢又站了起来。

    后面几年，那些早年失散的杨家人陆陆续续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