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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看了,沉默了很久,然后在纸上写了三个字的评语:“太空洞。”
李来福盯着那三个字,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失败。
比作文更让他头疼的,是数学。
数学老师姓周,是这群老师里最年轻的一个,但也是最狠的一个。他给李来福发的第一句话是:“你学过算术吧?”
李来福点头:“学过。”
“代数呢?”
“学过一点点。”
“几何呢?”
“……听说过。”
周老师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眼神在说“完了”。他深吸一口气,翻开课本,开始从代数讲起。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李来福还能跟上了,函数,他就彻底放弃了挣扎,整个人像一尊雕塑一样坐在那里,眼神空洞,脑子里空空荡荡。
周老师讲完一节课,问他:“听懂了吗?”
李来福张了张嘴,想说“听懂了”但觉得自己骗不了人,想说“没听懂”但觉得对不起老师辛辛苦苦讲了两个小时。他卡在那里,像一台死机的电脑,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周老师等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李来福觉得这句话比骂他还让他难受。
地理和历史倒是好一些,至少不用跟数字和公式打交道。但问题是——内容太多了,多得离谱。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山脉河流城市矿产铁路,全要记住;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年代人物事件条约战争,全要背。
地理老师姓林,是个中年人,讲课的时候喜欢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地图。他画中国地图,不用打草稿,一笔画下来,跟印的似的。李来福看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做不到。这地图和后世完全不一样啊,咋整。
“不用你画这么好,”林老师看出他的心思,“你能认出来就行。”
李来福松了口气,但松得太早了。因为林老师接着拿出一张空白的地图,标了十几个地点,让他写出这些地方的名字。李来福看了半天,认出了北京、上海、广州,剩下的十几个——对不起,眼熟但叫不出名字。
林老师看着他的答卷,表情很微妙,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个,”林老师指着其中一个点,“这个是武汉。你在上海待过,从上海坐长江轮去武汉,你都不知道武汉在哪?”
李来福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决定以后坐船的时候多看地图。
政治课,学的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词说起来简单,但展开讲能讲三天三夜。政治老师姓王,是个一本正经的人,讲课的时候不苟言笑,每个字都像是从字典里蹦出来的。
“民族主义有两层含义,”王老师推了推眼镜,“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李来福奋笔疾书,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
“民权主义的核心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李来福继续记,手都快抽筋了。
“民生主义的两大原则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和‘工者有其屋’。”
李来福的手终于抽筋了。他甩了甩手腕,继续写。
王老师讲课的速度不快,但信息量巨大,每一句话都是重点,每一个词都可能考。李来福的笔记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厚,从十页变成二十页,从二十页变成四十页,像吹气球一样。
最让李来福紧张的,是口试。
口试不是笔试,没有标准答案,靠的是临场反应。老师会面对面地问他问题,考察他的志趣、品格、判断力,以及对革命的认知。说白了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几句话说下来,老师心里就有数了。
负责口试的是一位姓张的教官,看着挺和善的,笑起来像个慈祥的叔叔。但李来福从杜先生那儿学到一个道理——越是对你笑的人,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果然,第一次模拟口试,张教官问的第一个问题就让李来福后背出汗了。
“你为什么想考黄埔军校?”
李来福张了张嘴,脑子里闪过好几个答案——“报效国家”“追随校长”“实现人生价值”……这些都是标准答案,说出来肯定没错,但他在杜先生那儿学到的另一个道理是——有时候标准答案反而是最危险的答案,因为太标准了,显得假。
他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因为我从小的朋友去了苏联,我想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在军队里已经站稳脚跟了,能帮上他的忙。”
张教官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他没说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只是点了点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你怎么看待革命?”“你觉得革命需要牺牲吗?”“如果让你去执行一个危险的任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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