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婆婆那杯茶还没凉透，会议室内洋人的那骨子膻味还没散透，谈判的消息就传出去了。

    当天傍晚，号外就出来了。铅字印得有些歪，油墨还没干透，标题却大得扎眼——“中日停战，政府同意撤军。

    ”没有解释，没有前提，没有“迫于列强压力”，也没有“无奈之下”，就那么干巴巴地摆在那里，像在陈述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报纸一摞一摞地搬出来，报童抱着报纸跑向各个街口，声音尖亮，盖过了街角已经开始聚拢的人声。

    南京城像被一根针扎了一下，那口气没有吐出来，而是被另一股更沉的东西压了回去。

    第二天天亮不久，游行队伍就在鼓楼附近聚齐了。起先是几队学生，扛着用竹竿撑起来的横幅，横幅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笔画还没干透，被风吹得微微起了皱。

    “我们打赢了，为什么要谈？”“江阴的一万多日军不能放。”

    然后是工人，然后是市民，然后是从城外赶来的庄稼人，手里还握着从田埂上带下来的土块。队伍越走越长，人越聚越多，从鼓楼一路蜿蜒到军政部大楼门口，像一根绷紧的绳子，把整条街勒得透不过气来。

    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像浪头打在堤岸上，一下比一下重。“谁同意停战的？”“谁签的字？”“站出来说话！”有人往大门上扔石块，石块砸在铁栅栏上，迸出火星。

    有人试图把栅栏推开，铁门被撞得哐哐响，门轴的螺栓像钉回墙里的一截旧钉，纹丝不动。卫兵杵在大门两侧，手按在枪带上，不敢开枪，也不敢退。人群在楼前涌动着，像一锅怎么都搅不开的粥。后面的人还在往前挤，前面的人被挤得几乎贴到铁栅栏上。

    陆续有人从人群中分流出来，朝何婆婆家的方向走去。那是另一条路线，像一根从主脉分出去的支流，拐过街角，穿过几条巷子，一路蔓延过去。剩下的人继续堵着军政部的大门，没有散去的意思。

    何婆婆不在家。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窗开着一条缝，窗帘拉了一半。外面的声音被墙壁削薄了一层，一阵一阵地传进来，还是清晰得像有人在墙外喊着什么。他听见了“何婆婆”三个字，也听见了“叛徒”“卖国贼”几个词。

    他没有起身走到窗前去看，也没有拉上另一侧窗帘。他坐在原处，手边摊着几份文件，封皮上印着“密”，还没有来得及翻。

    他把一支笔从笔筒里抽出来，又放回去了。他拿起电话听筒，停了一下，没有拨号，又放回去了。外面的声音持续着，像水正沿着一条裂缝往里渗，渗得很慢，但一直没有停下来。

    他家里已经没人了。前一天下午他就让副官安排了车，把夫人送走了。没有带太多东西，几件换洗衣服，几个存折，两封信，信封上写着杭州一个地址，但没贴邮票。

    副官站在门口，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想了想，说到了那边先别联系我，等我联系你们。副官点了点头，又问万一有人找到杭州去怎么办。他说找到再说吧。然后他摆了摆手，副官关上门走了。

    第一批人赶到何家的时候，大门还是锁着的。有人一脚踹开，门轴歪了，锁头掉在地上弹了两下才停住。

    院子里空空荡荡，地上落了一层枯叶，没人扫。客厅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没人，碗柜被拉开了，碗碟碎了一地，踩上去噼啪响。抽屉全被翻了出来，里子朝外耷拉着，几封旧信散落在地板上，信封上盖着早年的邮戳，已经模糊了。

    值钱的东西早就没了，上一次李来福动手已经把库房搬空了，但来的人不知道，还在翻着，像在找一件已经不在屋里、或者说很久以前就不在屋里了的东西。厨房的门也开着，灶台上搁着一只粗瓷碗，碗沿裂了一道细纹，像是被人用力捏过。灶台下面有一只搪瓷盆，盆沿豁了一小块，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暗淡的白光。水缸里的水还是满的，水面落了一层薄灰，灰上浮着一只干瘪了的虫壳。

    消息传到官邸的时候，大队长正在看文件。侍从把电文放在他面前，他低头扫了两眼，又扫了两眼，然后靠进椅背里，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长，像是在卸一个一直不敢松开的扣子，松了之后整个人都矮了一截。

    他偏过头，问侍从：“何总长家里怎么样了？”侍从低声说，去了一拨人，砸了些东西，人不在家，佣人也都跑了。大队长听完，没有马上接话，沉默了片刻，像在给那段沉默称重，然后才开口，语气不重不轻：“派人去家里看看。能修的东西修一修，能补的东西补一补。毕竟是为了党国……让他受委屈了。”

    等侍从退出去之后，他走回书房，关上门，从抽屉里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记本。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写了几行字：“几国对我施压，迫我停战。弱国无外交，此仇记下。待国力强盛，再算旧账。”写完读了读，点了点头，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锁好。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像在等那页纸上的墨迹干透，等它安安稳稳地落进纸面里，不再浮起来。

    如果李来福在场，大概会看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