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军方案递上去之后，大队长一字未改，直接批了，大队长从头翻到尾。最后只在封面签了个字，写了一个字：可。

    然后整个系统就转起来了。机器的齿轮一旦咬合，动静就不会小。

    第一刀砍在十八军身上。十八军被定为机械化第一军和第二军的骨架，番号保留，骨架拆开，一个军扩成两个。

    命令下到十八军军部的时候，军长沉默了一整夜。不是舍不得拆，是知道这副担子有多沉。十八军是嫡系，打满全场的老底子，淞沪，江阴，镇江，战报上哪一页都有它。

    这种部队拿去当骨架，撑起来的新部队就是亲儿子中的亲儿子。骨架选谁，说明大队长心里把这支部队搁在什么位置。

    拆分的命令传达到团一级的时候，底下的反应比上面直接。有个团长把军帽往桌上一拍，说：“拆就拆，十八军的骨头，拆开了也硬。”旁边参谋长接了一句：“拆开是硬，但招不够人就是硬撑。”然后招兵就开始了。

    招兵的速度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十八军去徐州整训的消息是跟着报纸走的。那几年的报纸，头版一半是战报，一半是募兵广告。但

    十八军不一样，十八军的事迹是战报本身。淞沪会战死守罗店，江阴会战炸了弹药库——这些事老百姓不一定能在地图上指出罗店在哪儿，但他们知道有个十八军，能打，敢死。这个名声不是吹出来的，是拿人命在战线上换来的。

    招兵的牌子往徐州街上一立，人就开始排队。第一天排了三百多号，负责登记的副官写到手腕发酸，临时从隔壁卫生队借了个文书来帮忙。第二天排了五百多，第三天连附近几个县的人都来了，有的是走了两天路来的。招兵站门口那条街被报名的挤得水泄不通，旁边卖烧饼的老头生意都跟着好了三成。副官半夜对着花名册数数，数到一半自言自语：“这不是招兵，是赶集。”

    坦克机械化部队不要文盲，至少得认识字，会加减乘除。身高体重有标准线，太矮的坦克兵够不着踏板，太瘦的扛不动炮弹箱。这些条件挡掉了一批人，但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挡掉一批还有一批。

    原定一个月招满，结果不到半个月就满员了。招兵站提前关门的那天下午，还有十几个从山东赶来的青年蹲在门口不走。副官出去劝，说名额满了你们回去吧。其中一个青年站起来，把背上的铺盖卷往地上一放，说：“我不回去。招满了我就在这等，等着当替补。你们总要有人受伤吧，有人受伤了，我顶上。”

    副官愣了一会儿，让他在登记簿上写了个名字。后来这个青年进了教导队，第一轮考核拿了优秀。

    十八军这边顺风顺水，炮兵和防空那边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彭孟缉的办公室桌子上堆着报名表，堆得不高，稀稀拉拉几页。他来来回回翻了三四遍，最后把报名表往旁边一推，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有点抑郁了。

    炮兵招人的门槛天生就比步兵高。一个炮兵需要数学底子，要会算弹道，要会读标尺，要能在炮弹打偏之后判断出是打近了还是打远了，偏差多少米，然后报出修正量。这些不是战场上教两遍就能学会的。彭孟缉想要的人，至少得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最好还干过测绘或者工程。这种人在当时的中国本来就少，愿意当兵的更少。大部分有文化的人都去干文职了，或者留在后方工厂，谁愿意扛着炮弹箱子往前线跑。

    半个月过去，招了不到一半。彭孟缉嘴上不说，嘴角的火泡就是嘴上不说的代价。他一天往征兵办公室跑三趟，搞得办公室那几个文书看见他就想往厕所躲。

    黄镇球那边情况更惨。防空兵要的人比炮兵还精贵。要懂电，要会看仪表，要能识别不同飞机的机型和飞行高度，要在几分钟之内算出一串射击参数。这种技术要求放在哪个国家都是技术兵种里最难招的。黄镇球把征兵范围扩大到了大学和中学，派了几个工作组去成都、重庆的学校里做宣讲。学生们听完之后热情很高，但一听说要上前线，家长就来了，拉着儿子往回拽，有的还拽着工作组组员的袖子骂，说你们这是在骗娃娃去送死。

    黄镇球后来想了个办法，不直接征兵，先办培训班。叫“防空观察员培训班”，名字听起来像民防，不吓人。人招进来之后先上课，上着上着就换上了军装。这个弯绕得他心力交瘁，但好歹人数开始慢慢往上走。

    彭孟缉和黄镇球两个人偶尔碰到，相视一笑，笑得都挺苦。一个说：“你那还剩几个缺口？”另一个说：“你先说你那。”谁也不先报数。报了就丢人。

    大队长不是不知道这情况。他隔几天就把军政部的人叫过去问进度。问的时候语气很平和，就是问，不问过程，只问数字。但军政部的人都知道，越平和越不能掉以轻心。大队长对这支部队的期待是他亲自批下来的，等于在赌桌上把自己的筹码亲手码到了台面上。三五年内能不能打出逆转，这支部队是关键。

    彭孟缉和黄镇球要是把事办砸了，砸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前途，是大队长对所有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