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拿到几百万的风投。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喝着咖啡，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几秒钟就能赚到普通人一辈子的工资。

    这是最好的时代。

    但对莱曼来说，也是最坏的时代。

    他今年四十八岁，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曾在五十一区工作了十二年。十二年里，他参与了“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的内核研究，亲眼见证了那些被称为“奇点”的材料如何在实验室里发光、发热、发出诡异的嗡鸣。

    他也亲眼见证了那些人是怎么死的。

    第一个死的是他的同事，一个叫亨利的英国人，四十出头，搞材料科学的。那天亨利象往常一样走进实验室，准备做一次常规的样品测试。他戴上防护手套，打开密封箱，把那块拳头大小的“奇点”材料取出来。

    然后，他的手开始发光。

    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发光，是真真切切的发光——皮肤变得透明，血管清淅可见，骨头像荧光棒一样亮起来。亨利吓得尖叫，想把材料扔掉，但他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那些光从他的手指蔓延到手掌，从手掌蔓延到手臂，像液体一样流淌，所过之处，皮肤硬化，肌肉僵硬，关节锁死。

    不到三分钟，亨利整个人变成了一尊玻璃雕像。

    莱曼站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的画面，胃里翻江倒海。他冲进实验室，想去救亨利，但被保安拦住了。保安说:“来不及了。”

    是的，来不及了。

    亨利的尸体被装进特制的铅棺里，送去了地下三层的冷藏室。那里已经躺了七个人了，都是被“奇点”材料杀死的。他们的身体硬得象玻璃，敲上去当当响，连解剖都做不到。

    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十九个，二十个，二十一个。每一个的死法都不一样——有人全身结晶，有人内脏液化，有人皮肤脱落，有人大脑萎缩。但结局都一样:死得很难看。

    项目被叫停了。

    五角大楼的人来了，把所有资料装进铁皮箱子，粘贴封条，运走了。实验室被封了，设备被拆了，幸存的人员被要求签署终身保密协议，然后各回各家。

    莱曼签了字，领了一笔遣散费，回到了旧金山。

    他以为自己能重新开始。

    但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巴掌。

    简历投了上百份，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没有一家要他。谷歌的人说:“你的背景太敏感，我们没法用。”苹果的人说:“你搞的东西跟我们的业务完全不搭。”就连一家做医疗器械的小公司，都婉拒了他:“克劳福德博士，您的能力很强，但我们担心您的……呃……保密协议会给公司带来麻烦。”

    说白了，没人敢用他。

    一个在五十一区待了十二年的人，身上背着几十份保密协议，脑子里装着几百个不能说的秘密。这样的人，谁敢用?

    莱曼开始喝酒。

    每天傍晚，他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电视，看着新闻里那些互联网新贵的面孔，喝掉大半瓶威士忌。酒能让他暂时忘记那些死去同事的脸，忘记那些发光的尸体，忘记那些被封存的铁皮箱子。

    但酒醒之后，一切又回来了。

    那些公式，那些数据，那些实验记录——它们像幽灵一样，在他的脑子里游荡，不肯离去。

    “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虽然失败了，但莱曼始终认为，方向是对的。“场技术”是有价值的，只是他们走错了路。他们太急于求成了，想一口吃成胖子，结果被噎死了。

    如果，如果能从数学层面重新推导“场”的本质，避开那些陷阱——

    这个念头，象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但种子需要土壤，需要水分，需要阳光。

    而他，什么都没有。

    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团队，甚至连一个能讨论问题的对象都没有。

    他只能喝酒。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电话是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打来的。莱曼记得很清楚，那天他刚喝完一瓶威士忌，正准备去拿第二瓶，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的号码。

    他尤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克劳福德博士?”对方的声音很年轻，带着一股淡淡的英国腔。

    “是我。”

    。您可以叫我安德鲁。”

    “有什么事?”

    “我想跟您聊聊‘场技术’的事。”

    莱曼的酒一下子醒了大半。他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紧张，博士。我没有恶意。”安德鲁的语气很平静，“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就这样被埋葬。”

    “你是谁?”

    “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人。”

    “你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这个不重要。”安德鲁笑了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