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力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勒得我喘不过气。

    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期待，或者说，是长期投资终于可能看到回报的忐忑，也开始在心底滋生。

    汤姆的十一岁生日就在冬天。

    按照沃波尔册子里那些语焉不详的提示，以及我对汤姆特殊性的了解，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让玩具在天花板上开派对，那个隐藏的世界，没道理对他这颗明显不同寻常的“种子”视而不见。

    那封传说中的录取通知书，或许是我真正窥见那个世界、寻找“回家”可能性的第一个实质性台阶——哪怕这个台阶可能通向的是另一个坑。

    这种矛盾的撕扯几乎将我分裂。

    一边是注定发生的、我无力阻止的巨大历史悲剧；一边是可能带来希望、却也伴随着未知危险的超自然入口。

    我像个被迫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头是绝望的深谷，另一头是虚妄的云端，脚下是根细得可怜的绳子。

    七月底的一个周二，天气难得地晴朗，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仿佛在刻意嘲讽我内心的阴霾。

    我正在公寓里，对着一份试图描述南京地理重要性和潜在风险、却最终因为“缺乏确凿证据”，多么熟悉的借口，而被报社退回的稿件发呆，窗外的阳光晃得我眼睛发疼。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特别的敲击声传来。

    不是敲门声。

    是来自窗户。

    我抬起头，看见一只灰林鸮，正用它那看起来就很有力的喙，不紧不慢、极有节奏感地敲打着我的玻璃窗。

    它的腿上，绑着一个略显厚重的羊皮纸信封。

    我的呼吸骤然停滞。

    几秒钟，或许更久，我的目光越过书桌，投向窗外那只耐心等待的猫头鹰，以及它带来的那封注定要改变许多东西的信。

    它终于来了。

    我的“钥匙”，或者说，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邀请函，总算送货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