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逍喝了一口茶，发现茶水已经寡淡，随即将茶杯放下，点了一支‘逍遥牌’香烟。

    王承恩赶忙吩咐随行的小太监，给云逍将茶水续上。

    “陛下所虑，正是根本。”

    云逍吐了一口烟，再次开口。

    “‘资本’这头洪水猛兽，天性贪婪，无孔不入。一旦脱缰，便是亡国灭种的祸根！”

    “要防止其在国内滋生祸乱，我们需要用缰绳，将其牢牢束缚住。”

    “请国师明示！”孙传庭急切道，身为实干派，他太需要一套可操作的方略。

    “自古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付资本，首先要掌控大义名分，掌其舆论喉舌。”

    “我们要告诉天下人，经商逐利，可以，但必须将利，置于‘义’之下。”

    何为‘义’？

    也就是之前刘宗周撰写的《明伦百行德矩》中的商德。

    于国，是完税纳粮、创造就业、巩固海疆。

    于民，是提供货殖，便利民生，安定地方。

    符合此‘义’的利，朝廷鼓励，赐你‘义商’牌匾，准你穿戴殊荣，见官不跪。

    背离此‘义’，囤积居奇、盘剥小民、勾结官吏者，即为‘奸商’，要列入‘奸商录’，公示天下，人人唾弃！

    云逍接着说道：“朝廷要主导教化，编纂《商政要略》，让商人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想。”

    “更要掌控舆情，我们的《大明日报》，要颂扬义举，揭露奸恶。”

    “要让‘义利之辨’深入人心，让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知道头顶悬着‘道义’的利剑。”

    这是道德层面的约束。

    当然了，对于贪婪的资本而言，光是道德约束，显然是远远不够。

    并且容易出伪君子、假善人。

    云逍又列出了具体的约束措施。

    在后世，华.夏在这一点上，虽然曾经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但最终还是拨乱反正，将资本牢牢束缚在可控范围内的同时，同时也没有抑制工商发展。

    因此云逍可以信手拈来。

    “在律法层面，给商贾划定三条红线！”

    “其一，不可干政！”

    “商人不得结党，不得干预科举，不得官商勾结，不得涉足朝政。”

    崇祯听到这里，不由得想到登基之初，所谓的‘众正盈朝’的局面。

    正是代表商贾、士绅利益的官员，完全控制了朝堂。

    若不是遇见叔父，即使没有建奴、李自成，大明一样难逃亡国命运。

    “其二，商贾不可掌兵！”

    “不得私养武装，不得造枪炮，不得控港口，不得插手军资。”

    “其三，商贾不可垄断民生！”

    “关系朝廷经济命脉以及民生的行当，绝不可由私商独掌。”

    接着云逍列举了许多行业。

    首先就是铸币与金融。

    货币、大额信贷，必须由官方银行掌控。

    民间钱庄，只许在本地做些小额存贷，严禁串联，严禁高利。

    这一点，大明以前做的不能说是一无是处吧，也能说是一塌糊涂。

    主要原因就是老朱搞的‘宝钞’，彻底毁掉了大明的国家信誉。

    发展到后来，国家的金融完全被商人掌控。

    商人公然铸币，甚至敢于跟朝廷叫板。

    如今云逍借助大明商业银行，总算是把金融逐步收归朝廷。

    粮、盐、药、炼铁、矿、纺织、航运等命脉，开采取卖之权也必须在朝廷。

    可以招标，但朝廷必须占股，必须派官盯着。

    而像火药、重炮、战船、精甲等军国之器，则是完全官营，或特许国资工厂制造。

    并且要严管工匠，严防技术外泄。

    云逍说道：“国之经济命脉，尽在朝廷之手，私人资本再大，也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崇祯点点头。

    叔父之前说过，谁攥住刀把子和钱袋子，再加上一个劳动力，就等于牢牢掌握了权力。

    否则一切都是虚的。

    云逍接着说道：“以后要逐步设置藩篱，将‘富’和‘贵’隔离。”

    人常说富贵，其实富和贵完全是两回事，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有钱，不一定身份尊贵。

    身份贵重，却不一定有钱。

    自古以来商贾的身份低贱，这是共识。

    那些权势熏天，而又富可敌国的，在历史上是少数。

    “朝廷允许，甚至鼓励商人富有，但绝不允许他们‘贵’！”

    “更不允许，他们形成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世家门阀！”

    “商人子弟可以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