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咱们的通商口岸.......就图咱们的棉花、铁矿，还有比牛马还便宜的活人手。”

    “别的洋人一看，有便宜可占，立马跟着抢滩，在各口岸纷纷设厂。”

    “光是上沪一地，东洋人就开了二十三家纱厂，占全城纱厂总数的六成以上。”

    “杨树浦福临路那片东洋纱厂的工房，就在江边。”

    “整片工房围在红砖高墙里，方方正正，中间一条水泥小道劈成两长条。”

    “房子盖得像鸽子笼，一边八排，一排五户，八十户两层小楼，挤得密不透风。楼上楼下加起来，每间住三十来号人，连转身都难。”

    “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沾亲带故的亲戚，还有穿绸褂子的管事、帮闲、听差、‘自愿’巡街的包打听之外，这高墙圈起来的地方，住了约莫两千个衣衫褴褛、日夜纺纱织布的‘猪猡’。”

    “可她们的正式名目，叫‘包身工’。身子早被一纸契约押给了‘带工’.......人还没进厂，命就归人家了……”

    这些话，许寿年当年在灯塔国念书时，就一条条讲给宋可卿听过。

    那时她只当是书本里的铅字，隔着大洋，轻飘飘的。如今脚踩夏国土地，亲眼见过码头扛包的脊背、见过纱厂门口咳着血丝排队进厂的姑娘，才真正尝到那股苦味。

    宋三小姐听得眉心越拧越紧，手指无意识绞着旗袍袖口的盘扣。

    她从小在法租界花园洋房里长大，吃的是银耳莲子羹，喝的是冰镇苏打水，连弄堂口卖油条的阿婆长什么样都不认得，哪晓得什么叫“包身契”，什么叫“工房墙围”。

    “小妹！”她忽然坐直身子，声音压低却掩不住惊疑，“这些……你打哪儿听来的？”

    “寿年说的。”宋可卿答得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