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遁将苏行冲带回田庄，向三位兄长转述了吕温卿明日巡查常州的消息。

    苏适放下茶盏，沉吟片刻，缓缓道：“吕温卿这个时候来宜兴，只怕不是什么巧合。”

    他的目光在几人脸上扫了一圈，“后日田庄讲学，来听的人少说也有上千。

    他若在此时登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挑刺寻衅，扣一顶‘聚众惑乱’的帽子下来，苏家百口莫辩。”

    苏远接口道：“不止如此。他若到了田庄，亲眼看见棉花，以他的眼力，必定能看出这东西的价值。

    到时候，他既能以‘包藏祸心’的名目构陷苏家，又能把移植棉花的功劳夺过去据为己有。

    一箭双雕，干净利落。”

    苏过点了点头，声音沉了几分：“四哥、八弟说的是。可还有一层更麻烦的。

    吕温卿这种人，见了政绩就像苍蝇见了血。

    一旦他知道了棉花能用荒田、增赋税，定会不顾各地实情，用官令强行推广，让那些根本不适合种的地方也跟着种。

    到那时，苏家的一番苦心，反倒成了百姓的灾难。

    就像当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本意是接济百姓青黄不接，可到了下面，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讨好上司，层层加码，硬逼着百姓借贷，最后反倒成了害民之法。

    吕惠卿心狠手辣，吕温卿只怕也不遑多让。

    他若插进来，棉花推广这件事，就全完了。”

    兄弟几人面面相觑，眉头紧锁。

    他们心里明白，吕温卿来宜兴，来者不善。

    十年前，元佑元年六月，苏辙连上数道奏章弹劾吕惠卿，致使其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

    恰在此时，苏东坡正任中书舍人，起草贬谪制书的任务便落到了他头上。

    那篇制书中，苏东坡下笔毫不留情：“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

    字字如刀，句句见血。

    以苏东坡的影响力，这制书一出，吕惠卿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

    两家也因此结了死仇。

    事实上，苏轼、苏辙与吕惠卿并无私怨。

    兄弟俩的确看不惯吕惠卿，因为吕惠卿推行手实法，弄得民不聊生。

    但无论是苏辙弹劾吕惠卿，还是苏东坡的那篇杀人诛心的制书，都是当时的政治立场下，不得不为之的公事，而非私怨。

    制书，是公文写作，不是私人写作。

    写什么，要按照大宋最高领导人的意思来。

    当时，是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对吕惠卿鼓动宋神宗永乐城之战导致宋神宗悲痛理事，深恶痛绝。

    若不按高太后的意思写，苏东坡这中书舍人的位子就别想坐了。

    “天子”要的是能替他出气的刀，不是替罪臣求情的菩萨。

    你不做，自有别人来做。

    就好像，绍圣元年的中书舍人吴安诗。

    绍圣元年，苏辙因奏折中提及“汉武帝”，被宋哲宗借题发挥，说是在影射神宗皇帝，就此贬斥苏辙。

    起初，中书舍人吴安诗奉命草制，他在制书中写道：“风节天下所闻”，又言“原诚终是爱君”，替苏辙委曲转圜。

    宋哲宗看后，却大为不满，嫌吴安诗写得太温和，太给苏辙留面子，当即命令其他人另拟。

    “老奸”二字，明晃晃骂到了死去的高太后脸上。

    宋哲宗这下终于满意了，给林希升职加薪一条龙。

    而此前不按照“圣心”写制书的吴安诗，则被罢官踢出朝中。

    元佑年间，苏东坡从中书舍人做到翰林学士、知制诰，再到翰林学士承旨。

    新党官员的贬斥制书，十之八九都出自他手。

    那些被贬的官员难道不知制书是奉旨而作？

    自然知道。

    可他们不敢恨高太后，因为礼法不容。

    于是，所有的怨毒，都泼向了执笔的苏东坡。

    这便是苏东坡官位并非元佑最高、却被贬得最惨的缘故。

    他替高太后扛了所有的恨。

    就像王安石代替宋神宗，蔡京代替宋徽宗，背了北宋灭亡的黑锅。

    毕竟，封建帝制的帝王叙事下，只有奸臣，没有奸皇。

    苏遁想到这里，心里涌上一股浓烈的、压了十二年的厌恶。

    这便是封建帝制，最可笑的地方。

    整个国家，围绕着至高无上的皇权而运转，所有的官员，依靠帝王的好恶而选用或罢黜。

    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屈从于帝王的个人意志之下。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多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