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方能一劳永逸，扬我大清国威，慰我死难军民在天之灵！”

    索额图言辞激烈，掷地有声，代表了军方和主战派强硬的立场。

    他身后的左都御史、保和殿大学士徐乾学和南书房行走高士奇亦随声附和。

    “臣附议。”

    徐乾学，这位以法理严明着称的酷吏，上前一步，用他那特有的阴冷语调补充道：

    “索相所言极是。从国法而言，罗刹人未经许可，擅闯我疆界，筑城盘踞，此为‘盗’；杀我官兵，掠我百姓，此为‘匪’。

    对于盗匪，国法向来严惩不贷。若今日因其求和而赦免，何以彰显国法之尊严？何以告诫天下，犯我大清者，虽远必诛？”

    高士奇则从更为微妙的政治角度切入。

    作为康熙的近臣，他深知皇帝的心思，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君威”：

    “皇上，君无戏言。您已朱批了萨布素将军的奏折，圣意已决。若因罗刹信使一言而朝令夕改，恐有损天子威仪。

    况且，喂牛高其人，身份卑微，其言辞是否能代表沙皇之意，尚存疑问。若我方撤围，而其所谓和谈使团迟迟不至，或至而漫天要价，我军岂非进退失据，陷于被动？”

    这三人的发言，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从军事、法理、君威三个层面构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主杀”论调。

    暖阁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