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思，步步为营，皆录于此。”

    接着，他一行行写下设问、已知、所引之理、推算过程，条分缕析，如老吏断案，最后于右下另起一行，写下“答曰”及最终结果。

    笔锋刚健，逻辑森严，竟有一种独特的法度之美。

    “以后再演算解题的时候，不管是中国的方法还是外国的方法，都可以按照这个格式来：先写上‘解’，再把过程写清楚，最后写上‘答’。这样一来，思路就清晰了，结果也有依据了，后面看的人，也能跟着步骤走。”

    康熙放下笔，看着自己发明的这套“解题”格式，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张诚与徐日升看着纸上那从“解”到“答”的完整篇章，一时无言。

    他们教授的，是具体的知识；而眼前这位大清的皇帝，却在知识的运用与传承形式上，随手立下了一条崭新的规矩。这已无关中西，这是一种凌驾于知识本身之上的、关于如何驾驭与规整知识的智慧。

    抵达多伦诺尔前几天夜晚，营地篝火熊熊。

    康熙赐下新煮的奶茶，张诚与徐日升捧着温热的银碗，听着远处蒙古草原传来的悠长马头琴声，心思却仍沉浸在连日来的震撼中。

    “徐先生，”张诚压低声音，用拉丁语喃喃道，“我们原以为带来光明，如今却仿佛在窥探一片更浩瀚、更难以测度的星图。皇帝陛下他……真的还需要我们‘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