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走出大帐，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远处，几朵乌云正从天边压过来，预示着又一场风雪即将来临。

    “长生天，”他在心中默默祈祷，“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让我度过这个冬天，我一定能东山再起。”

    风起了，卷起地上的沙砾，打在脸上生疼。

    噶尔丹裹紧了身上那件破旧的皮袍，转身走回了帐中。

    南下翁金河的决定，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就浑浊的水潭，激起的不是浪花，而是更深沉的淤泥。

    准噶尔大军疲惫不堪，牛羊甚少。

    噶尔丹下令，每人每天只吃一顿饭。

    大军在台库勒休整了两日，勉强筹集了五日的干粮——说是干粮，不过是把最后几头病弱的牛羊宰杀了，肉晒成干，每人分了巴掌大的几块，再加上一些从地里挖出来的野菜根，捣碎了掺在一起，捏成团子，用火烤干。

    这些东西别说吃饱，连塞牙缝都不够。

    但没有人抱怨，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口粮了。

    如果翁金河再抢不到粮食，那就真的只能等死了。

    第三日清晨，大军开拔。

    五千余人，拖拖拉拉地排成一条长龙，沿着鄂尔浑河向南行进。

    队伍拉得很长，前后相距足有四五里。

    不是不想走紧凑些，而是战马实在太弱了，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有些士兵甚至只能步行——他们的马已经倒毙在半路上了。

    噶尔丹骑在他那匹曾经神骏无比的枣红马上，如今这匹马也瘦得肋骨根根可数，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再也没有了往日风驰电掣的风采。

    虽说是夏天，马有草吃，但草根都被人吃了。

    因此马，想吃点好的，也是困难。

    噶尔丹望着前方漫漫黄沙，心中盘算着路程：按现在的速度，最快也要五天才能到达翁金河。五天的口粮，他们只有三天的存粮。也就是说，最后两天，必须饿着肚子赶路。

    但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抢不到粮，且不说人会饿死，只怕会有兵变。

    在草原上，一旦发生兵变，难以掌控。

    虽说噶尔丹数十年一统蒙古，除了策妄阿拉布坦外，没有第二个人敢背叛他的，但如此困境，也确实第一次出现。

    队伍行进了两天，矛盾就开始浮出水面了。

    最先发难的是丹津鄂木布的部下。

    那天傍晚，队伍在一片干涸的河床旁扎营。

    说是扎营，其实不过是把马拴好，人靠着行李坐下来歇脚罢了。

    没有帐篷——绝大多数帐篷都在昭莫多之战中丢失了，剩下的几顶破帐篷只能留给伤兵和几个首领使用。

    普通士兵只能露天席地，裹着身上那件单薄的皮袍，瑟缩在暮色渐浓的寒风里。

    营地分成两大片。

    东边是噶尔丹本部的驻地，约有三千余人，占据了河床下游唯一一处有水渗出的小水坑——说是水坑，不过是一汪浑浊的泥汤，但在这片干旱的戈壁上，已经是难得的宝藏了。

    西边是丹津鄂木布的驻地，约有一千五百余人，驻扎在河床上游的一片乱石滩上，地势较高，风更大，也更冷。

    两个营地之间，隔着大约一里地的距离。

    这一里地，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距离，更是人心的距离。

    噶尔丹本部的士兵们正围着那汪水坑，小心翼翼地用水囊打水。

    每人只能分到小半囊，只够润润喉咙，连洗脸都不敢想。

    但即便如此，也比丹津鄂木布的部下强——他们那边连一滴水都没有，只能干巴巴地嚼着硬得像石头的干粮团子，噎得直翻白眼。

    矛盾，就是从这口水开始的。

    太阳已经落山，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暗红色的余晖。

    戈壁上的温度开始急剧下降，寒风裹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

    士兵们挤在一起取暖，有人试着用仅有的几根枯枝生火，但风太大，火柴怎么也点不着。

    就在这时，丹津鄂木布手下的一名千夫长——名叫巴图尔，是个三十出头的壮汉，满脸横肉，一只眼睛在早年的战斗中受过伤，眼皮耷拉着，看起来总是半睁半闭，透着一股凶狠——带着十几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噶尔丹本部的营地。

    他们手里提着空水囊，腰间别着弯刀，步伐散漫，眼神却四处逡巡，像一群饿狼在寻找猎物。

    “喂，那边的，”巴图尔冲着看守水坑的几个士兵喊道，“我们那边没水了，借点水用用。”

    看守水坑的是噶尔丹本部的五个士兵，领头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老马夫，名叫桑格，在噶尔丹军中干了十几年，老实本分，从不惹事。

    他抬头看了一眼巴图尔，又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