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是世界闻名的钨矿产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有管理机构，日军也虎视眈眈，但山区辽阔，控制总有缝隙。

    地下党通过内线，联系上一些小型的矿主。

    这些人在官方和地方势力的压榨下生存艰难，只要价格合适、支付硬通货，并且对方信誉可靠，他们愿意在深夜从个人的矿洞运出几袋未经精选的毛砂。

    交通员则负责在险峻的山路上接力运输，将这些沉重的麻袋绕过国民党军的哨卡，通过一道道秘密交通线，一站站向北转运。

    虽然每次数量不过几十上百斤，且路途遥远，危险重重，但这毕竟是在源头动土，是获取战略金属最直接的尝试。

    在天津，“瑞昌五金行”的账房先生，真实身份是地下党资深采购干部，活动空间则复杂得多。

    他接到指令后，以“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下属工厂寻找特殊合金废料以提高熔炼效率”为名，小心翼翼地活动。

    他发现，日军对大型仓库、主要工厂的管控确实严格，但庞大的占领体系内，贪婪的中低层日本职员和伪政府官员比比皆是。

    通过重金贿赂日军某兵站仓库的朝鲜籍搬运工头，他得以在深夜“清理”一些标记模糊、混杂在真正废铁里的破损机器部件和“不合格”合金锭，其中可能含有微量的铬、钼。

    更重要的是镍的收集。

    他发动各种关系，在天津卫的鬼市、旧货摊、走街串巷的“打小鼓的”那里，以“熔铸高级白铜佛像、首饰需要添加老镍”为由，高价但分散地收购民国三年、五年、九年等版本的镍辅币，甚至一些品相极差的外国镍币。

    这些交易零星琐碎，不易引起注意，但积少成多。

    同时，他也尝试接触那些为日军修理卡车、坦克的私人修车行老板，这些地头蛇往往和日军基层后勤兵曹关系“融洽”，能用钱和酒从他们手里买到一些“报废”的滚珠轴承和拆车的气门弹簧（可能含钼、钒），当然，价格不菲，且随时有被宪兵队发现的危险。

    在上海，法租界内一家看似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德孚商行”，实际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地下物资中转站。

    负责人利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租界的特殊环境，行动更为多样。除了继续尝试从国际市场上获取信息，他将重点转向了相对“常见”但同样被严格管控的水银和锌。

    水银是制造雷汞的必需原料，他通过上海复杂的西药房网络和少数有背景的化学试剂行，以“医用消毒”、“温度计生产”或“大学物理实验”等为名，分批次、小剂量地购买纯度较高的水银，每次交易都更换中间人和提货地点。

    锌的获取，他盯上了那些为日军生产干电池、油漆的小厂，通过内线，高价收购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锌渣、边角料，或直接购买成品的锌板。

    他还设法从一些倒闭的印刷所收购旧铅字，但这东西太沉，运输不便。

    在武汉、重庆等大后方，地下党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

    一方面，利用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的窗口期和“第二战区”等合法名义，尝试从国民政府庞大而低效的官僚体系中“抠”物资。

    他们发现，虽然钨、锑、锡等战略矿产被严控，但兵工署、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一些仓库、试验所管理混乱。

    通过重金贿赂某些库管员、检验员，或与一些对腐败不满、有爱国心的底层技术人员私下交易，偶尔能搞到几块标记不清的合金钢样品、几根用废的高速钢车刀、从损坏的进口设备上拆下的不明金属部件，甚至能弄到几小瓶珍贵的化学纯试剂。

    另一方面，他们在这里相对安全地为太行根据地购买大批量、相对普通的急需物资，如各种规格的铜料、五金工具、乃至书籍和文具，并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合法或半合法运输渠道，混杂在这些普通物资中，冒险北运。

    镍币的收集在这里也有进展，从沦陷区逃难而来的人手中往往带有各种钱币，其中不乏镍币，地下党通过当铺、钱庄等渠道以稍高于市价的价格暗中吸纳。

    在太原、石家庄、保定等华北敌占区城市，游击队和城市地下党的行动则更加危险和直接。

    他们的策略是“捡、拆、买、换”。

    他们发展内线，密切关注日军控制的铁路机务段、矿山机修厂、被服厂的废料堆，利用夜间或内应掩护，盗取那些含有合金元素的废钢碎料、损坏的刀具、用旧的轴承钢珠。

    他们袭击日军运输队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检查货物，偶尔能发现一些装有“特殊金属”的木箱，但更多时候是扑空。

    铅的获取相对“容易”，主要是组织群众和儿童，在日军疏于看管的时段，偷偷拆割电话线铅皮，收集损坏的汽车蓄电池，或从民间以收购废铜烂铁的名义收买旧铅壶、铅秤砣。

    他们甚至尝试与某些驻守小据点的、军纪涣散的伪军或日军辎重兵做交易，用根据地生产的粮食、山货，甚至缴获的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