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机器零件到军装布匹，从印刷纸张到火柴食盐，几乎全部依赖外部输入，或者更准确地说，依赖用珍贵的粮食、皮毛从国民党控制的区域“交换”而来。

    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在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二次合作初期曾稍有缓解。

    国民政府依据协议，提供了一些经费和极为有限的军械弹药。

    但这点补充，对于迅速膨胀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守卫边区的部队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部顽固派“防共、限共、溶共”的倾向日益明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与摩擦逐步升级。

    经济封锁越来越严，“不准一斤棉花、一尺布、一滴汽油进入边区”的口号，逐渐从恐吓变为实际行动。

    边区的财政与经济，面临着窒息般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绝境求生的逼迫下，1938年成了陕甘宁边区工业“从零开始”的创始之年。

    这一年三月，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由秘书长强李兼任副局长，负责统一领导和筹划全军的军工生产。

    与此同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极大地提振了边区的工业信心：上海进步工业家沈鸿，出于抗日救国的热忱，冒着巨大风险，将自己工厂里的十部机床包括车床、铣床、刨床、钻床等关键设备拆卸打包，连同七名技术工人，历经数月辗转，奇迹般地将这批“工业火种”运抵延安。

    这批机器与原有的修械所合并，在安塞县茶坊镇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又称工艺实习厂或茶坊兵工厂）。

    沈鸿的到来和他带来的机器，对几乎赤手空拳的边区工业而言，不啻于雪中送炭。

    边区党委和政府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一场在黄土高原上白手起家、创建“袖珍工业体系”的艰难战役，就此打响。

    到1938年秋，盘点成果，既有令人欣慰的萌芽，也充斥着无法回避的窘迫。

    军事工业上，茶坊兵工厂是绝对的骨干和希望。

    它分为机器制造部和枪械修理部。机器制造部利用沈鸿带来的母机，开始尝试仿制一些简易的车床、铣床，并生产根据地急需的弹花机、轧花机、水车等民用机械。

    枪械修理部则日夜不停地为前线送来的、五花八门且残破不堪的步枪、机枪进行维修，勉强维持着部队枪械的基本可用率。

    但“制造”与“修理”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

    由于缺乏合格的钢材、专用刀具、测量仪器，更缺乏系统的热加工和化学处理能力，工厂尚无法批量生产哪怕是最简单的步枪枪管或合格的子弹。

    复装子弹的产量极低，且受铜壳来源限制。

    手榴弹生产依赖于搜集铁锅、庙钟熔铸的生铁壳，装填的是黑火药，威力有限。

    所谓的“军工”，在此时更多体现为“军修”。

    民用工业上，发展最快的是纺织。

    1938年8月，利用沈鸿机器造出的几台铁木织布机和从民间收集的旧纺车，边区在延安创办了“难民纺织厂”。到年底，这个厂拥有45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毛巾机，5台织袜机，1台弹花机。

    全年生产了粗洋布105匹、纱布40匹、毛巾2712条、线袜9820双。

    这个产量，对于拥有大量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的边区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但其象征意义巨大它证明了在边区，用自己掌握的机器，可以生产出布匹。

    这极大地鼓舞了民心。

    其他如“振华造纸厂”开始用马兰草等原料土法造纸，生产粗糙但可用的办公、宣传用纸。

    定边、盐池的盐工在边区组织下恢复产盐。

    延长油矿在技术人员努力下，恢复了小规模开采和土法炼油，年产原油约44吨，可提炼出极少量汽油、煤油，供应电台和部分照明。

    此外，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八路军制药厂等也相继建立。

    这些工厂规模小得可怜，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粗糙，产量低微，但它们的存在，像一颗颗倔强的种子，宣告着边区绝不坐以待毙的决心。

    总体评估：到1938年秋，整个陕甘宁边区，勉强可算作“公营工厂”的约有4个，产业工人（含矿工）约500余人。加上散布各地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匠，构成了边区工业的全部家当。

    其特点可概括为：门类初具，规模极小；设备奇缺，技术原始；原料匮乏，产量低下；产品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军需民用为首要目标，远谈不上自给，更遑论支援前线。

    面对这样的局面，领导层和军工局的负责人焦虑万分。

    前线战报不断传来，各根据地都在扩军，都在打仗，对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的需求像无底洞般增长。

    而陕甘宁这个“总后方”，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