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器械因长期使用、反复消毒和磨损，已经变形、变钝甚至损坏，严重影响手术效果和伤员救治。

    没有合适的器械，许多本可挽救的生命，只能眼睁睁逝去。

    三八年十一月初，太行山深处，寒意已浓。

    粉碎日军六路围攻的战斗在泥澄口地区达到了高潮，枪炮声终于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弥漫的硝烟和抬下火线的伤员压抑的呻吟。

    一处依托山崖和几间残破农舍匆匆建立的前线救护所，此刻人满为患。

    血腥气、汗味和消毒药水的刺鼻气息混杂在一起。

    断壁残垣间，用门板、木板甚至扁担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医护人员正与死神抢夺生命。

    “按住！一定要按住他！”一声带着浓重异国口音、却因焦急而有些变调的低吼，从一处相对完整的关帝庙残垣下传来。

    这里是救护所的核心，被称为“手术室”的地方，实际上只是顶上勉强用雨布和树枝遮挡，四面漏风的简陋空间。

    说话的是傅拉都，一位波兰犹太裔医生。

    他身材不高，此刻却像一座绷紧的弓，额头上汗水混着烟尘，顺着他紧皱的眉头滑下。

    他正俯身在一个年轻战士血肉模糊的腿上，试图进行截肢手术。

    没有无影灯，只有几盏马灯和手电筒提供着昏暗、晃动的光源。

    没有电动的骨锯，他手中是一把明显是缴获的、但已经有些钝的日式军用锯，正费力地切割着断骨。

    伤员嘴里紧紧咬着一卷绷带，双眼瞪得几乎要凸出来，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被极力压抑的“嗬嗬”声，全身的肌肉都在无法控制地剧烈痉挛。

    四名同样年轻的战士，两人一组，用尽全力压住他的肩膀和大腿根部，脸上满是汗水和不忍。

    没有麻醉药。

    一支宝贵的吗啡已经在另一个重伤员身上用掉了。此刻，只能靠硬扛。

    “见鬼！这锯子！”傅拉都低声咒骂了一句，锯齿在骨头上打滑，带来更剧烈的震动和痛苦，伤员猛地一挣，差点将按着他的战士掀开。

    旁边担任助手的护士赶紧用纱布徒劳地试图堵住涌出的鲜血。

    钱信忠部长刚处理完一个胸腹联合伤，匆匆洗了把满是血污的手，就赶到这边。

    看到这场面，他的心猛地一揪。他快速上前，接过护士手里的止血钳，帮傅拉都夹住一处喷涌的血管。“傅大夫，怎么样？”

    “怎么样？糟透了！”傅拉都头也不抬，声音嘶哑，手上的动作却稳定而迅速，终于，“咔”的一声轻响，断骨分离。

    他迅速处理残端，结扎血管，用煮沸过但已反复使用、边缘有些发毛的纱布进行包扎。

    整个过程，他像一部精密而沉重的机器。

    当最后一针缝合完成，伤员已经因为剧痛和失血陷入半昏迷。

    傅拉都这才直起腰，长长吐出一口带着血腥味的浊气，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晃了一下。

    他摘掉被血和汗浸透的、边缘粗糙的纱布口罩，露出一张疲惫而愤怒的脸。

    “钱，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他走到旁边一个水桶边，胡乱洗着手，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用中世纪的方法进行现代战争的外科手术！没有麻醉，没有足够的止血钳和缝合针线，没有消炎药！这个战士，”他指着刚刚被抬走的截肢伤员。

    “他活下来的机会不到一半！不是因为我的技术，而是因为术后感染！我们没有磺胺，没有足够的消毒敷料！”

    他拿起一把止血钳，钳口因为反复使用和消毒，已经有些松动，咬合不严。

    “看看这些！就靠这些破烂，我们要对付子弹、弹片造成的复杂创伤！很多本可以保住的肢体，因为清创不彻底、因为器械不行，只能截掉！很多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因为一点感染，因为一点术后出血，就……”

    傅拉都的声音哽住了，他碧蓝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是缺乏睡眠，更是深深的无力与痛惜。

    他来自欧洲，经历过系统的医学训练，却不得不在最原始的条件下，与最残酷的战争创伤搏斗。

    这种落差和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的挫败感，日夜灼烧着他。

    钱信忠默默听着，拿起那把止血钳看了看，又轻轻放下。

    傅拉都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他何尝不知道？

    他比傅拉都更清楚整个根据地、整个部队缺医少药到了何种地步。

    阿司匹林是宝贝，磺胺是“救命金丹”，麻醉药更是用一点少一点，只能在最关键时刻，由他亲自批准动用。

    手术器械靠缴获、靠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捐助，坏一件少一件，很多手术是医生凭着经验和意志力，用不称手的工具勉强完成的。

    “傅大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