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日本人常说的“我还没有使出全力。”

    经过这次作战，日军不得不重视起来。

    这是战略层面的看法。

    战术层面的直接反应是修改平原作战规则。

    冀南反扫荡中的香城固伏击战（1939年2月10日）对日军战术心理造成了显著冲击。

    日军第10师团与华北方面军在战后总结中承认，此战是“一场计划周密、伪装彻底、时机精准的主力伏击”。

    其直接后果是，日军全面修改了在华北平原的行军警戒规则，要求部队在隘路、河谷、沙岗地带，必须先控制制高点、逐段侦察、逐段推进，严禁主力长驱直入。

    这看似正确的做法，却导致作战节奏拖慢。

    这一改变虽然提升了日军部队的安全性，却直接拖慢了整个“扫荡”作战的节奏。

    原本计划的快速向心合围，被迫变为“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的迟缓推进，各部协同效率大降。

    这从战术层面承认了八路军平原游击战的有效性。

    基于第一季度的经验教训，日军在1939年4月后开始的第二期“治安肃正作战”计划中，明显调整了策略。

    从第一季度的“大规模扫荡、寻求决战”转向“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广泛建立据点，并依托据点反复进行扫荡”。

    这实际上是对八路军化整为零、主力转移至侧后战术的被动应对，试图通过加密据点网来巩固“点线”，逐步蚕食乡村。

    为支持长期的“治安战”和分散部署，需要对华北进一步增兵。

    这就有了日军大本营在1939年4月至5月间向华北增派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个新编师团的行动。

    在后续作战中，日军更加强调军事打击与政治、经济手段结合。

    在冀南及整个华北，大规模修筑公路、碉堡、封锁沟，企图以“囚笼”分割、封锁根据地，这成为其后几年“治安战”的常态。

    需要明确的是，日军在1939年第一季度结束时，尚未立即将八路军明确为“唯一最强硬的敌人”。

    当时其内部仍将国共武装均视为“残敌、匪团”。

    经过第一季度作战，日军已深感八路军“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其行动“轻快而敏捷”，导致日军“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难以捕捉。

    日军策略大体没有变化，但加强了对点的控制，也就是碉堡炮楼的修建，这也促使八路军需要想办法打破这些据点，不能让据点形成片区。

    第一百六十九章低调的轰鸣

    对于日军采用碉堡、铁丝网、壕沟、公路来封锁根据地的办法。

    后世熟悉战史的人，被明确告知此事，但历史上八路军知道鬼子采取这样办法会限制八路军的活动，但并没有把认识高度，提高到战略层面。

    这不能说八路军头脑不清醒，忽略了敌人的变化。

    实际上，八路军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鬼子这样进行只是增加了八路军一方面的困难。

    鬼子在一个地方采取这个办法，只是减少了八路军在一个地方的活动能力，而广大的农村还有更多的地方让八路军可以活动。

    这时可以说八路军仍有很多发展的存量空间。

    很多的农村地区，八路军并没有完全控制住。

    随着日军控制的据点越来越多，并用公路逐渐形成控制面，当八路军将可用的发展存量开发完成后，双方就失去了缓冲区。

    鬼子这时也就把八路军控制在了极为狭小的范围内。

    那一刻，矛盾就已彻底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