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处处挨打，处处救火，看他能抽出多少兵力去搞重点扫荡！”

    此时，与历史上1939年同期相比，各根据地的状态和作战能力已然不同。

    日军为准备这次重点进攻，从其他地区抽走部分兵力，本身就削弱了那些地区的控制力，这为当地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大活动空间、加强袭扰创造了条件。

    更重要的是，公义铁匠铺提供的技术和军工部自身努力带来的成果，正在逐步渗透到部队的战斗力中。

    虽然新式步枪、机枪尚未完全普及，但复装子弹的供应比以前稳定了些，手榴弹的威力有所增强，地雷的种类和可靠性在提高。

    更关键的是，团一级指挥机构基本配齐了无线电，这使得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与上级的联络、对敌情的掌握，都比历史上依赖徒步通信的时期有了质的提升。

    指挥员能更快获得情报，更准地把握战机，也能在更广阔的区域内组织协同行动。

    此消彼长之间，虽然日军仍占有压倒性的火力和技术装备优势，但八路军在情报传递、机动调度、战术灵活性以及部分火力持续性上，获得了比历史上同期更好的基础。

    一场围绕着时间、空间和战争潜力的博弈，在广袤的华北大地和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悄然展开。

    日军力图集中力量，以一次重击摧毁八路军的“造血”机能；而八路军则试图以更广泛的主动出击，扯住日军的后腿，打乱其部署，保卫那正在深山沟壑中艰难孕育、却已现出生机的军事工业嫩苗。

    ……

    在这种随时都可能爆发更大战争的情况下，邢西山区的人民，却在想着如何建设更多的家园。

    也就是在山间的河流上修筑更大水坝，积蓄更多的河水，为未来的田地灌溉带来新的希望。

    推动这件工程的，并非来自陈远的直接建议，而是源自河口集那座初显威力的小水坝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虽然河口集水电站发出的电力几乎都被燧火平台那深不可测的“胃口”吞噬，但横亘在河道上的那座石坝，其价值早已超越了发电本身。

    去冬今春，依靠水坝蓄起的一湾碧水，下游上千亩往年只能“望天收”的旱地得到了及时灌溉，麦苗返青时的长势让老农们笑得合不拢嘴。夏日山洪暴发时，这道石坝又稳稳地拦住了一部分浊浪，减轻了下游村庄和田地的水患。

    夏秋收获时，那比往年增加的粮食，让人民感受到，要想增收，就得在水利上多使力气。

    老百姓看得最真切：这坝，能存水，能救命，能多打粮食！

    “要是能在下游，河道再宽点、山谷再深点的地方，修一个更大、更高的坝呢？”这个念头，像春草一样在邢西县县长胡震和许多干部群众心里滋生、蔓延。

    他们勘察地形，再次请教在总部工作的水利专家丁仲文，越琢磨越觉得可行。

    一个更大的水库，意味着在旱季能灌溉更多的田地，在雨季能拦蓄更多的洪水，或许还能养鱼……一幅有效灌溉、田野丰收的图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如此珍贵而诱人。

    胡震县长召集各区、乡干部和群众代表开会，摊开简陋的草图，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乡亲们！河口集的坝，咱们修成了，好处大家都看见了！可那点水，还不够！咱邢西好多好地，还渴着！今年春天，三区、五区还有村子为抢水浇地闹了矛盾。光靠一个小水坝，不行！咱们得干个更大的！”

    台下嗡地一声议论开了，有兴奋，有期待，也有担忧。

    “胡县长，咱能行吗？修河口集那个，可把大家累得不轻，还多亏了……那边帮忙。”一位老农代表抽着旱烟，既向往又有些信心不足。

    “能行！”胡震斩钉截铁，“河口集的坝，是咱们用肩膀、用石夯，一尺一尺垒起来的！有了那经验，咱们就知道石头怎么采，怎么砌，地基怎么打！现在，咱们有更多人了！各区、各村都组织起来了！咱们还有了自己的主力部队，加上县大队、区小队，能掩护施工！最重要的是”他提高了声音，目光扫过每一张被山风和太阳刻满皱纹的脸，“这坝，是给咱自己修的！多存一方水，秋天就多打一斗粮！娃娃们能多吃一口饱饭，战士们打鬼子更有劲！这日子，是咱们自己一拳一脚挣出来的，这水，咱们也得自己动手，从龙王手里夺过来！”

    “对！自己干！”

    “修大坝，多打粮！”

    “咱有力气！听政府的！”

    会场沸腾了。

    改善生活的渴望，对水的深切期盼，战胜了畏惧和迟疑。

    县政府迅速成立了水利建设指挥部，胡震亲自挂帅，把丁仲文和张次宾再次请来。

    勘测地形、设计坝体、动员劳力、筹集工具粮食……一项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没有大型机械，设计就偏向于因地制宜的浆砌石重力坝，依靠体积和重量来挡水，对石料工艺要求相对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