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那种对“老大哥”近乎全方位的依赖和求助姿态，已经被一种更具平等性、更注重实际利益交换的合作关系所取代。

    中共依然尊重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感激其历史援助，但在涉及自身核心发展能力的问题上，界限划得非常清晰。

    他们用电子管、金刚石等硬通货换取急需的原料，却绝不轻易出让参观关键设施、交流核心技术的机会。

    在延安和晋冀豫根据地的决策层看来，这种模糊与保留是必要且明智的。

    一方面，他们需要苏联的某些资源，也需要借助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国际局势，不宜将关系搞僵。

    另一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身力量的源头那套结合了跨越时代知识馈赠与艰苦卓绝群众实践的发展模式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过早暴露全部底牌，不仅可能引来不必要的猜忌和干预，更可能让尚在成长中的根据地工业成为敌人全力打击的目标。

    维持一种“有保留的强大、有来源的模糊”形象，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态势下，是最有利的策略。

    因此，在太行山的深处，梁沟机器制造厂的机床在自制电力的驱动下日夜轰鸣，生产出更多机床，武装着更多的兵工厂和民用器械厂。

    光伏阵列在阳光下、风能在空气流动中静静转换着能量，水坝的涡轮稳定旋转。

    关于起始点的秘密，被层层保护在根据地的严密组织、群众的忠诚拥护以及对核心技术的分级管控之中。

    对苏联的好奇，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们心知肚明，但他们只是继续埋头扩大着产能，计算着下一批用于交换的电子管该何时发货，以及用换来的稀有金属，又能将哪条关键的生产线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这种一方好奇探寻却不得其门，另一方稳步发展却守口如瓶的状态，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成了一段隐秘而影响深远的插曲。

    苏联方面只能继续观察着那些令人费解的输出，并逐渐修正着他们对那片中国北方山地和那里人民力量的评估。而山坳里的灯光，则一如既往地，在夜色中亮得坚定而耀眼。

    ……

    苏联的关注，在严州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当实力不断增长，当不需要去求着人家时，许多事情的处理就已经非常自然而然了。

    不求人，许多时候就会增加自信。

    但严州这时却在进行着另外一项非常关键的工作。

    严州正在利用谛听机器进行反特行动。

    “谛听一号”密码分析系统在八路军总部的成功应用与辉煌战果，通过绝密渠道，早已详细呈报严州。

    其在对日作战，特别是针对华北方面军及特高科通信的破译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让中央领导们深刻认识到这种技术手段在现代斗争中的巨大价值。

    中央社会部及军委有关部门，很早就希望能够也在延安部署一套类似的设备，以加强对敌（包括日、伪、顽）电信情报的获取与分析能力，尤其是针对日趋复杂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内部隐蔽敌特的活动。

    这项任务，通过隐蔽战线负责人薛处长，向身处太行根据地的陈远进行了非正式的询问。

    陈远当时的回复非常坦诚。

    从技术原理和材料储备上讲，复制一套谛听系统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以满足制造需求。

    真正的瓶颈在于产能与时机。

    当时（1939年中至1940年初），根据地面临日军频繁的扫荡和严密封锁，兵工厂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生产前线急需的枪支、子弹、炮弹、手榴弹以及各类机床设备，有限的电力、紧缺的技术工人和原材料，必须优先保障这些直接支撑战斗的硬需求。

    为一套虽然重要但非即战型的精密电子设备抽调宝贵的电力、工装和熟练技工，在当时条件下确实难以实现。

    薛处长理解陈远的难处。

    薛处长向中央汇报后，中央也同意暂时不进行制造。

    此事便暂时搁置，中央机关在电信侦察方面，短期内仍需高度依赖总部那一台“谛听”传回的情报摘要。

    总部二局（情报局）的谛听小组任务极其繁重，主要精力必须集中于破解日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及其下属师团、旅团的通讯密电，以应对严峻的军事斗争。

    对于国民党方面的电报，虽然也进行监听和截收，但能够抽出来进行系统性分析、破译的时间和人力都极为有限，一直未能形成稳定、持续的情报产出。

    转机出现在1939年11月，八路军在华北粉碎日军第三次“治安肃正作战”之后。

    根据地赢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喘息时间，军工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部分扩张，电力供应也有所改善。

    陈远判断，制造第二套谛听设备的窗口期可能到来。

    然而，新的生产任务接踵而至为提升根据地冶金和军工能力，制造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