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需要成为真菌学家，”傅莱用日渐流利的中文强调。

    “但我们必须熟悉它们，像熟悉自己的手指。我们要找的，是那些能产生特殊物质的种类。这需要耐心，更需要严谨。任何污染，任何疏忽，都可能让我们几个星期的努力白费，或者，更糟，让我们误入歧途。”

    细菌在大自然中无处不在，但又十分娇嫩，想要分离并培育出来，还是太难。

    最初的兴奋被枯燥冗长的重复训练取代。

    收集、分离、培养、观察、记录、失败、再来。

    培养皿里长出的常常是五彩斑斓的杂菌，偶尔分离出看似单一的菌落，在传代几次后也可能莫名其妙地失去活性。

    酒精灯灼烧接种环的“嗤嗤”声，玻璃器皿轻轻的碰撞声，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以及傅莱低沉而耐心的讲解声，构成了小院日间的主旋律。

    夜间，则常常是学员们就着昏暗的油灯，整理实验记录、互相提问、或者啃读那些已被翻得卷边的资料。

    这个过程哪怕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无法避免的。

    只是这种变化是缓慢的。

    学员们拿接种环的手越来越稳，倾倒培养基时洒出的情况越来越少，在显微镜下辨认常见霉菌形态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培养基的配方马铃薯的品种、葡萄糖的浓度、pH值，观察不同条件对菌落生长速度和形态的影响。

    他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样品，试图提高分离到目标菌株的概率。

    陈远也通过军工部与总后卫生部建立的单线渠道，定期收到关于“青苗”进展的简要汇报。报告内容干巴巴的，多是“本周分离菌株XX株，镜下观察未见明显产抗生素特征”、“尝试改进分离方法，污染率有所下降”、“傅莱医生带领学习青霉素可能作用机制”之类。

    他虽然没有具体干过，但也知道这事情急不得，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实验就慢慢来。

    卫生部长孙仪之过来看过几次，虽然一直都没有成果，但他从他们的操作中还是看出了进步。

    就又安排了三个人过来学习，他认为这技术未来还有大用。

    党组织通过渠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了一些帮助：几本辗转搞到的、更新一些的微生物学影印资料；一批更耐用的玻璃器皿；几种用于调节培养基pH的化学试剂；以及，最重要的，一份关于“抑菌圈”初步筛选法的更详细说明。

    这份说明用浅显的语言和图示，讲解了如何制备含有测试细菌的琼脂平板，如何将待测的霉菌菌落或其代谢产物置于平板上，经过培养后，观察测试细菌是否在霉菌周围被抑制生长，形成透明的“抑菌圈”。

    抑菌圈的大小，可以粗略反映抗菌物质的强度和产量。

    这为青苗小组指明了下一步具体筛选的方向，避免了在茫茫菌海中完全盲目地摸索。

    拿到这份说明后，傅莱和组长组织全体成员进行了多次学习和模拟演练。

    他们先用一些已知具有微弱抗菌作用的常见霉菌和从伤员伤口采样培养的常见细菌进行试验，熟悉了整个操作流程。

    失败依然很多，测试细菌长不好，或者霉菌根本不产生抑菌圈，但流程本身逐渐被掌握。

    时间进入1940年的春天。

    小院里的杏树开了花，又悄悄结果。

    经过近五个月近乎封闭的基础训练和初步筛选积累，青苗小组的成员们，眼神中最初的好奇和紧张，已被一种沉静的专注所取代。

    只是一直没有成果，也让一些人有些焦急。

    傅莱的状态还好，他还抽时间编写了一些细菌培养方面的文章。

    他还把在奥地利学习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

    慢慢地他们的手指在操作时稳定而精准，讨论问题时开始使用一些专业术语。

    转机出现在一个看似平常的下午。一名学员在处理一批从附近集市上收集来的、已经部分腐烂的甜瓜时，从一个长满绿色绒毛的瓜皮上，分离出了一株生长速度较快、菌落呈绒状、初期青绿色、后期逐渐变为青灰色的霉菌。

    在显微镜下，其分生孢子梗典型，顶端有多次分支，形成扫帚状结构，分生孢子呈链状排列。

    傅莱仔细观察后，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株青霉属的菌株，但具体种名难以确定。

    按照既定流程，这株编号为“PM-074”的菌株被纯化，并在多种培养基上扩大培养。

    接着，进入了关键的抑菌圈测试环节。

    他们选用了一株从化脓伤员创面分离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作为测试菌。

    当蘸取了“PM-074”菌株摇瓶培养液的圆形无菌滤纸片，被轻轻放置在涂布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琼脂平板上，放入那台用煤油灯和热水槽维持恒温的简陋培养箱后，小组所有成员，包括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