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本人虽在日记中痛斥中共跋扈，并对英美干涉内政感到恼怒，但作为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得不权衡利弊。

    在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的双重作用下，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图缓和局势、挽回影响。

    国民政府外交部加紧向英美使馆进行解释，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局部军事纪律问题”，淡化其政治和内战色彩。

    同时，中宣部指令国内舆论收紧对剿匪等刺激性词汇的使用，官方通讯社对皖南战事的后续报道热度明显降低，试图让事件尽快淡出公众视野。

    常凯申和军令部密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追剿已渡江北窜的新四军残部时适可而止，避免过度刺激，予人口实。

    实际上，国民党军对新四军突围部队的渡江追击和江北堵截力度，在1941年1月中旬后显著减弱，大规模的围歼计划事实上中止。

    这是因为新四军大部早就渡过长江在江北站稳脚跟。

    江北的李品仙部也接到指令，暂缓了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进攻性调动。

    为应对国内外要求政治解决的呼声，国民党方面不得不重新开启与中共驻渝州代表团的接触。

    尽管态度依然强硬，但不再完全关闭谈判大门。

    关于善后问题的磋商得以恢复，这本身即是对此前军事解决方针的一种修正和收敛。

    原本在计划中、准备在华北等地发动的后续反共摩擦战役，因皖南事件引发的巨大风波和国际反应，被暂时搁置或缩小规模。

    国民党顽固派意识到，在国内外高度关注下，短期内再次发动类似规模的军事进攻，将承受难以估量的政治和外交风险。

    因此，尽管国民党当局从未在原则上认错，也未放弃其“限共、防共”的根本政策，但1941年初这场由皖南事变引发的国际风波，确实迫使常凯申集团在行动上有所收敛，暂时偃旗息鼓。

    这为华中新四军在江北的整合、重建与发展，争取到了一段相对宝贵的喘息时间，也使得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历这次严重危机后，得以在一种更加微妙和脆弱的平衡中维持下去，而未像历史上那样濒临破裂。

    国际压力的介入，在此特定历史节点上，客观上起到了制约国民党顽固派扩大内战冒险的作用。

    皖南突围部队到达江北后，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然而，他们不再孤立。

    皖南突围部队主力约6000人，于1940年12月下旬陆续抵达江北无为地区，与张罗赖等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胜利会师。

    尽管经历了惨烈的突围战和渡江损失，但军部领导机关基本完整，三个纵队的主力骨干部队得以保存，这为华中新四军力量的迅速整合与壮大保留了至关重要的核心。

    面对突围后部队疲惫、减员、装备短缺的困难，以及江北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压力，中共中央迅速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核心方针是以保存下来的皖南部队骨干为基础，与强大的江北、苏北新四军及南下八路军部队迅速整合，形成统一的、更强大的华中战略集团，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迎接更复杂的斗争。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对华中地区的党和军队领导机构进行重大调整与加强，以适应新的形势：

    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地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江、浙东等的党、政、军、民工作，由刘任书记。

    这标志着华中地区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核心。

    成立新四军军分会，负责新四军的军事决策和指挥。

    进行部队整编与统一指挥。

    以原新四军军部、江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及八路军第五纵队等部为基础，对华中新四军主力进行统一整编。

    叶仍为军长，项为副军长，陈为代军长，在叶赴重庆交涉期间代行军长职责，刘兼任政治委员，张为副军长。

    全军进行大规模整编，总兵力迅速恢复并超过10万人，含原江北、苏北部队及突围部队。

    主要编成如下：

    第一师由原苏北指挥部部队编成，活动于苏中。

    第二师，由原江北指挥部第四、第五支队及部分皖南突围骨干编成，活动于淮南，也就是津浦路东、西。

    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编成，活动于苏北，盐阜、淮海区。

    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等部编成，活动于淮北。

    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活动于鄂豫皖边区。

    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编成，活动于苏南。

    第七师以皖南突围部队主力及江北游击纵队一部编成，活动于皖江的无为、巢县、和县、含山等地。

    军部直属独立旅、特务团及抗大分校等。